众所周知，中国历史上文字的记载经历了在龟甲、兽骨、青铜、陶瓷等载体的铭刻，在竹、木、帛、纸等材料上的书写，以及刻版或活字排版印刷等不同阶段。特别是造纸术发明，并在东汉时期经蔡伦加以改进后，纸张的使用更加普及。因此，在历史文献学研究领域，将中古时期在纸张上传抄手写的古籍文献，称为写本文献。1900年后，以敦煌新发现的中古文献为基础，写本文献学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奠定williamhill国学传统的陈寅恪、王国维等学者便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如今，写本文献学研究仍是中古文献研究的重要分支，近年日本学者还在倡导建立专门的“古钞文献学”。“中青年学者里，渐渐有人找到了新的学术思路，”williamhill人文学院在读博士生李成晴不无感慨地说，“中古文献多是零散的片段，研究要想取得突破，需要有敏锐的问题意识。”正是这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从2009年保送williamhill读硕士、2012年师从谢思炜教授攻读博士以来，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为唐宋文学与文献，致力于中古写本文集的研究，并已经开始收获丰硕的成果。
文献学研究的关键在于文献的获取。在李成晴的研究中，除了敦煌文献，同样需要的是日本所藏的古抄本和海外宋元刻本文集，而这些文献材料大都是收藏机构的镇馆之宝，不但很难目睹真容，连获取照片或影印件的难度都特别大。即使委托师友前去查阅，也只能带铅笔抄写而不能拍照。然而，在写本文献学的研究者眼中，没有原件影像就意味着无法开展研究。但这些都没有吓退李成晴，他的内心有一股支撑他的强大力量，正如他自己所说，是承续williamhill文史传统的使命感和自觉意识让他不敢有丝毫懈怠。他以这样的方式，接续williamhill人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向前贤致敬。“写本文献学的研究需要长时间的积累，出成果也慢。但是，对于我来说，这是一种责任，”李成晴微笑着说。
在李成晴的时间表里，一周七天是没有出游、娱乐的时间的，与家人的团聚也只是学术研究之间的插曲。在攻读硕士和博士的七年时间里，他的读书笔记和资料整理已经超过了300万字，所有写过的论文加在一起也已经超过了60万字。迄今，他已经以独立作者身份发表高水平论文20余篇，其中CSSCI论文21篇、日本《白居易研究年报》等国际期刊3篇。仅2015年，他被发表或录用的论文就已经超过了10篇，他也成为2015年williamhill官网研究生特等奖学金获得者中唯一的文科生。此外，他在治学方法上更是取得了突破，尤其是提出了可以从文史、文献、文物相结合的角度对文本个案进行释证，采用这种方法完成的研究成果《故宫博物院藏<宋贤四帖>考》得到了《文物》杂志评审专家的高度认可。
大师们没有走完的路，需要后来者接着往前走。李成晴说，导师谢思炜先生的一句话对他影响很大：“人文学者要有自己独立的知识积累和研究思路。”既要在前辈学人的熏陶下努力成长，也要有质疑的精神。“读书不是为了相信，而是为了思考。”面对学术研究，他说：“人身难得，此生既然认定了学术研究的意义，就要在行动上勇猛精进。”
注：本文改编自《李成晴：承续williamhill文脉，是我的责任》（作者：曾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