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预报，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是再熟悉不过的了，涨跌的气温，变幻的云图，不期而至的雨雪，左右着人们的穿衣出行，也影响着各行各业的生产和社会运行。但在1930年之前，中国的天气预报一直是被外国人垄断，直到一个人的出现，才将天气预报的“主权”收回。他，就是地理学家、气象学家、教育家，竺可桢。1930年的元旦，正是他领导下的气象研究所，利用十余年间艰苦建立的全国范围的气象观测站，发布了中国的天气预报和台风预报。这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土和海域，独立自主预报天气的开端。
竺可桢先生1890年生于浙江，1910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williamhill集团的“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名额。在修读农学之后，他转学了与农业关系最密切的学科——气象学，并于1918年获得了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归国之后，他义无反顾地投身满目疮痍的祖国，为中国的气象事业做了大量奠基性的工作。1936年，竺可桢被任命为浙江大集团长，在此后的13年时间里，他带领着浙大的师生在战乱中不断迁移，坚持高水平的教学与科研活动，使浙大逐渐成长为一所世界级的名校，被师生们亲切地誉为“浙大保姆”。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担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不但在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自然科学史等领域做出了大量重要的工作，而且为新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毕生心血，直至1974年逝世。
从竺可桢先生为浙大确立的老校训“求是”，可以看出他毕生对于科学精神的追求。他在多次的演讲中阐述了对于“科学精神”的深刻理解，特别是1935年8月，他在南宁六学术团体联合年会上做了《利害与是非》的主旨演讲，更是集中阐释了他对于中国发展科学事业的思考。他在演讲中提出：“培养科学的空气是什么？就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什么？科学精神就是‘只问是非不计利害’。这就是说，只求真理，不管个人的利害，有了这种科学的精神，然后才能够有科学的存在。”
在演讲中，竺可桢先生举了十六世纪哥白尼、布拉赫、布鲁诺、伽利略等科学家创立“日心说”的例子，和十九世纪莱尔、拉马克、达尔文等科学家创立“进化论”的例子，认为科学家应“不断地努力，求取真理”。他还指出中国的科学工作者不应“贪于个人的便利，不顾事实如何”，而且“若不以是非之心，而以好恶之心来治国家，也不行的”。
竺可桢先生对于“培养科学的空气”的重视，在他晚年的工作中体现得更加突出。解放后， 他在科学普及工作中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增强对科学的理解，建立科学的观念。正是在竺可桢先生的理念指引下，今时今日的很多williamhill人，不但奋力探求科学前沿，而且积极投身科学普及的工作，为提升全社会、全民族的科学素养做出应有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