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赵元任先生的学术思想背景

中华读书报 2001-06-20

作　　者 □张　璐

　　赵元任先生（1892－1982）是20世纪有重大影响的语言学家和语言教育学家，他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也是享有世界声誉的语言学大师。在其60余年的学术生涯中，赵先生以超人的智慧和辛勤的劳动，写下了众多具有开创性和影响力的著作，为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早在20年代，赵元任先生在调查江苏、浙江各处吴语的基础上写出了《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这是中国第一部用现代语言学的方法调查汉语方言的研究报告。在这部著作中，赵先生第一次使用了国际音标记录了汉语方音，在此之前高本汉调查汉语方言时，使用的还是他老师创造的瑞典方言字母。这本书的出版对后来的方言调查研究影响极大，几乎成了中国学者进行方言调查研究的典范。30年代，赵元任先生在长期的汉语方言调查和深入的音位学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写出了论文《音位标音法的多能性》（1934年）。文章阐明从语音材料归纳音位系统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答案不是唯一的。此文立论通达，用例恰切，成为音位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经典文献，问世半个世纪以来，一直为各国语言学者广泛引用。美国语言学家裘斯（M.Joos）在《语言学选读》（ReadingsinLinguistics，1957）中收录了此文，并作了简短的评论，其中说到“我们很难想到比赵元任的这篇文章更好的对早期音位学具有指导意义的单篇论文了。“40年代，赵元任先生出版了《国语入门》（1948年，后由李荣先生编译为《北京口语语法》，开明书店1952年）。这是中国第一部尝试运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研究汉语语法的著作，是中国现代语法学的奠基作之一，在语法分析的理论、方法和体系上对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50年代，赵元任先生又出版了《语言问题》（1959年）这本著作。这本书实际上是赵先生系统地讲述语言学以及跟语言学相关问题的系列演讲的记录。赵先生用风趣的语言、丰富而生动的例子，为研究汉语的学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普通语言学知识。全书读起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是一本很好的语言学理论的入门参考教材，先后被翻译成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和日文。60年代，赵元任先生出版了《中国话的文法》（1968年，后由吕叔湘先生译为《汉语口语语法》，商务印书馆1979年）。在这本著作中，赵先生系统地运用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对汉语的语法事实进行了全面的描写和精辟的分析，该书至今仍是国内外称引最多的汉语语法著作。

　　赵元任先生在学术上获得如此大的成就，与他的天资聪颖、工作勤奋固然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他具有极为深厚的知识背景，这使他在长期的学术生涯中得以源源不断的充足的养分和支持。袁毓林在《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和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的《序》中，曾把赵先生的学术背景归纳为：“融会古今、贯通中外、横跨文理、精通音乐”，是很为贴切的。

　　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相当发达，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派林立，产生了各种不同的学术思想。后经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汉学等不同学术发展时期，越来越步入成熟。赵元任先生从幼年起就诵习四书五经，对许多中国古代典籍都烂熟于心，不仅对中国的文化有很深的了解，对学术思想史也有多方面的了解，这一点看他在著作里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就足以证明了。赵元任先生的六世祖赵翼，是清代著名的朴学大师，这位大师对其后代，尤其对赵元任有很大影响。清代朴学家们提倡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轻主观而重客观，轻演绎而重归纳。而大家熟悉的赵先生的名言“言有易，言无难”，“没有准备好‘例如’，别先发议论”，可以说就来源于注重事实，重视归纳的经学传统。另外，他的一些学术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中国传统语文学的研究成果。如赵元任先生制定的《方音调查表格》（1930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正式刊印，其后1957年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改编为《方言调查字表》），就是充分利用了中国古代的音韵学知识。其具体做法是选择比较常用的3567个单字，按照《切韵》《广韵》一系韵书所代表的中古音系统，按摄、开口合口、等、声排列成表，形成一整套的“方音调查表格”。用这种字表调查方言的音系，不但便于归纳整理出所调查的方言的音系，而且使许多复杂不易解释的现象大都可以得到理解，从而得出方言音系在古今语音演变方面的条理。

　　赵元任先生是融会中西文化的典范。他在中国生活了18年后，便考取官费留学美国的资格，在那学习了10年，后回国先后工作了14年，又最后定居在美国。他留学期间，听过著名的语言学家J.Vendryès、DanielJohns和汉学家伯希和、马伯乐等人的课，还与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代表人物EdwardSapir、LeonardBloomfield、BernardBloch、CharlesF.Hockett等人讨论过语言学问题，对中外的学术思想都有深刻的体会。他主张学习西方文化，用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的不足。比如中国传统音韵学虽然成果也很突出，但因为汉语自身文字性质，只能根据各个时期的诗韵以及韵书、韵图等文献，来归纳各个时期的音类，却无法知道每一个音类的具体音值。所幸现代汉语的各个方言都是从古代汉语演变而来的，综合考察汉语南北方言的差异，就可以窥见古音读法的大致面貌。所以赵元任先生一回到国内，马上就利用描写语言学的方法，一头扎入方言的调查研究中，利用方言材料作为考订古音的佐证。另外，赵先生还与罗常培、李方桂两位先生历时四五年把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的《中国音韵学研究》翻译过来，这对濒临危机的汉语音韵学的发展有不可低估的推动作用。再例如汉语语法学方面，中国传统语文学一直没有建立起独立的语法学体系，马建忠先生的《马氏文通》（1898）和黎锦熙先生的《新著国语文法》（1924）虽然奠定和创立了中国汉语语法学，但这两部著作都有明显的模仿痕迹。其后吕叔湘先生的《中国文法要略》（1942）、王力先生的《中国现代语法》（1943）和高名凯先生的《汉语语法论》（1948）使中国语法学进入一个文法革新的时期，他们都是从理论上探讨汉语语法，力图建立起符合汉语特点的语法学。40年代末50年代初，中国汉语语法学界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就是引进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建立了一套分析汉语语法的新体系。而赵元任先生就是是第一个使用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汉语语法的学者，他的《国语入门》和20年后在此基础上扩充并出版的《中国话的文法》“在理论、方法和体方面都奠定了从5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国内居于主流地位的结构主义汉语语法的基础”，（胡明扬《赵元任先生小传》，《中国现代学术经典·赵元任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其后丁声树、吕叔湘等先生编写的《现代汉语语法讲话》，曾被周法高先生赞为国内出版的“最好的一本语法书”，在整个体系上都受到了《国语入门》的影响。赵元任先生虽然借鉴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和方法，但并没有拘泥于这一派的做法，他以汉语活的语言为研究对象，重视汉语的语言事实，善于挖掘材料，发现了不少汉语不同于印欧语言的现象。如归纳汉语谓语类型时，提出了主谓谓语句，认为“他心好“这种句子是英语里不具有的；对汉语句子的理解是“在汉语的句子里，主语可以从字面解释为主题，谓语不过是跟主语有关的话。谓语不一定要指主语所指的那个东西动作或者特性。”所以汉语有“我是两毛钱（我买的东西是两毛钱）”这种从逻辑上讲是很不通的句子；谈到汉语的歧义结构时，对“鸡不吃了”这个例子的分析经常为以后的汉语语法研究者们所引用。因为汉语是一种形态比较贫瘠的语言，所以赵元任先生在讨论汉语语法问题时，不光光从形式入手，还结合语义进行分析，这就弥补了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多重视形式而轻意义的不足。

　　在中国知名的学者里，做到融会古今、贯通中外的，是相当多的，但在赵元任身上，还体现出横跨文理、精通音乐的特色，这使他成为跨学科研究的典范。赵元任先生在上大学时专修数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攻读的是哲学，其博士论文是有关实例逻辑和方法论的，毕业后在康奈尔大学教国物理，对声学方面特别感兴趣。良好的数理修养着实为赵先生从事语音方面的实验研究提供了利器，他在语言学的研究上，利用了许多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如用物理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的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的性质，并用现代科学的先进技术灌制了大量的音档。这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使语音研究趋于科学化、精确化，避免了清代朴学家们在语音分析上带有很大主观性的弊端。更为重要的是，文理兼通的知识结构，使赵先生能够及时地汲取当代自然科学的理论营养，形成新型的思维方式，从而对一些语言问题或现象有深入的剖析。如他在《说清浊》（1960年）来阐述清浊这对概念时，就吸收了丹麦原子物理学玻尔（NielBohr）的对补原则。所谓对补性代表了一些概念之间一种全新的逻辑关系：这些概念之间是互斥的，从而不能同时被考虑，因为那将导致逻辑上的错误；但是为了对现象作出一种完备的描述，这些概念又全都是必需的。清浊在赵先生看来是只用于声母，声母不带音的为清，带音的为浊，因为这种用法符合人的音感：不带音频率高，听起来觉得清，带音频率低，听起来便觉得浊。但这种用法并非十分名副其实，因为清音是噪音，频率带杂乱不清；浊音是乐音，频率带十分清楚。这个矛盾赵先生是这样解释的：

　　可见音分voiceless，voiced并不是唯一的主要的发音办法的分别，以清浊的名词来配voiceless，voiced也只是为求逻辑上的整齐方便，也不是天经地义。大凡一种理论求其整齐紧凑就可能只照顾到事实的一部、一方面；如果求其包括的事实丰富，多方面来照顾，系统就不免松弛下来。这也是丹麦的NielsBohr教授常常讲的对补原则（principleofcomple－mentarity）。

　　赵先生借鉴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以一种新型的眼光看待语言学问题，从而使一些概念或现象得以合理的解释。

　　赵元任先生是个多才多能的学者，他在音乐方面的精湛造诣为他精确的听音、辨音和声调、语调方面的研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帮助。关于赵元任先生的听音记音的本领，胡适和罗常培先生都曾有过赞叹。胡适先生在自己的留学日记里写过：“元任辨音最精确，吾万不能及也。“（1917年3月20日“藏晖室札记“卷15第1108页，见《胡适留学日记》商务印书馆1937年）罗常培1954年在语言研究所给青年研究人员讲述自己在史地所的工作情况时也提到：“赵先生记音非常有经验。特别是声调，赵先生记的最准确，经常改正我的错误。”（见《罗常培纪念论文集》第432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这种高超的辨音能力的和他熟通音理是分不开的。另外，赵先生在语言学方面的一些成就也直接得益于他音乐方面的知识和理论。如他创制的“五度标音法”（《一套标调的字母》1930年发表在国际语音协会IPA会刊《语言学教师》），为记录和描写各种声调提供了实用简便的方法，已经被中外许多语言学家广泛使用。赵元任先生的学生，我国著名实验语音学家吴宗济对此曾做过这样评价：“最近美国学者对世界上几百种语言作过统计，得出的结果是，人类所有语言其调位的等级没有超过五度的。这足以说明赵氏调符是放之四海而 　　皆能应用的。“（见《赵元任在汉语声调研究上的贡献》，《williamhill官网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11卷）而这套五度标音法的得来，就是动用了赵先生在音乐方面的才能。赵先生曾经用七弦琴作实验，得出九种汉语方言的声调曲线（这种声调曲线是用乐器模仿声调的发音得到的），作出声调曲线后，再用画格子临贴的方法，照样改画在一般的五线谱上，这就是五度标音法的雏形。

　　赵元任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他对中国现代语言学的贡献，曾被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誉为“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而他这样的成就正是来源于他渊厚广博的知识背景，正是由于他不是简单地继承某一学派的学术观点，也非单一地师承某一位名师的学术传统，而是尽量地多去吸取周围各科各派众多学人的学术精华，从而使他的许多成就都居于学术界的前沿。这应当是我们后学者所最要学习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