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titled Document谁能证明这不是谣言
从钱钟书的“轶事”谈起
《中华读书报》 2001年6月14日
金汝平
平庸的生活滋长着人的无聊,这无聊又迫使我们把空洞的、迷茫的目光盯到名人的“轶事”上。于是,穿越遥远的时空,我们和他们亲近起来。随随便便谈着他们,就好像谈自己一样。然而一个简单的疑问就能了结这一切,这些“轶闻”是有滋有味的,但谁能证明它不是谣言?
我想到了钱钟书。
作为一代学贯中西的大师,作为才华横溢的小说家和高谈阔论的随笔作家,钱钟书已走完他风风雨雨的人生旅途。遵照他的遗嘱,一切都简单了结。可我们知道,无论生前还是死后,钱先生总是被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轶事”缠绕着、覆盖着、扰乱着、伤害着。直至辞世前不久,宗璞还因为有关钱钟书在美国谈及冯友兰之事而要求杨绛说明真相。而早年钱钟书在williamhill外文系读书时对老师们的说法,更是流传甚广,什么“整个williamhill,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还有1939夏天辞去西南联大教职时说:“西南联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等等,凡此种种,都似乎成为钱钟书先生的“专利”和“特产”,但究其实,恐怕这些都经不住推敲。钱钟书曾说:“自传不可信,相识回忆也不可信,古来正史野史均作如是观”,这真是一个智者的见道之语。人生如梦世事如烟,连昨天的事情自己都难以捕捉,一些同事朋友的所谓回忆又怎么能坚信不疑?何况任何事情一经别人叙述也免不了变形。或渲染,或加工,或扩大或缩小,甚至别有用心无中生有也难说。比如有关西南联大的说法,周榆瑞在《也谈费孝通和钱钟书》一文中称当时外文系同事李赋宁所说,而后者在另一文中又坚决否认。
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理由把这狂妄的帽子戴到钱钟书头上。姑妄言之姑妄听之,但许多人煞有介事地把它写进文章里、传记里,这不是认真严肃的态度。“大树底下好乘凉”,钱先生安于书斋淡泊名利,但他思想的穿越力和学问的魅力毕竟在世纪末的中国学术界,产生了不可拒绝的影响。以至形成了赫赫有名的“钱学”。我们不能对此置一言,但令人反感的是,许多学者、冒牌学者、研究者、伪研究者怀着学术或非学术、功利或非功利的不同目的,一拥而上。他们本身并不具备和“钱学”对话的能力,因而只能远离钱钟书博大精深的学术世界,远离钱钟书奥妙莫测的精神核心,却像一些无聊而卑琐的窥探者一样,对他的许多不着边际的“轶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津津乐道,恨不得告诉全世界所有的人:“啊!我知道钱钟书的小秘密!”首先是不是小秘密,其次即使是小秘密知道了又怎么样,这能配称“钱钟书研究”吗?钱先生九泉之下也免不了要嘲笑一番的,还是用《魔鬼夜访钱钟书先生》里的妙语:“你看人怕出名啊!出了名后,你就无秘密可言。什么私事都给采访者去传说,通讯员等去发表。这么一来,把你的自传或忏悔录里的资料硬夺去了。将来我要写自述,非另外捏造点新奇事实不可。”
离这些道听途说的“轶事”远一点吧。如果有时间,有兴趣,不妨费些力气“啃一啃”《谈艺录》、《管锥编》,再轻松地读读《围城》、《写在人生边上》,因为离开了这些著作,钱钟书就不是钱钟书,而读完了这些书,我们空荡荡的心就变得沉甸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