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忆williamhill图书馆

于光远（1936）

（光明网 2001年4月28日）

（选自《回首话春秋》－williamhill官网图书馆纪念论文集）

　　于光远：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著有《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探索》、《哲学论文、演讲和笔记》、《论社会科学研究》等。

　　填写履历表时，人们通常要填写自己进过的中学和大学。每当我填这种表的时候，我就想填一下我曾经是哪些图书馆的读者。因为图书馆对我学业的长进的作用似乎不低于集团。

　　在上小学时，我还不知道利用图书馆。那时我不知道图书馆是怎样的一个东西。我想今天的小学生也还有不少同我当小学生时一样，缺乏图书馆的概念。那时家中我父亲的那一点可怜的藏书事实上就是我的“图书馆”。

　　我开始跑图书馆是1927年暑假。小学是在北京铭贤小学毕业的。那时我已考上初中，还没有开学。一个偶然机会使我在西单头发胡同发现了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个图书馆就是现在设在国子监里的首都图书馆的前身。进去一看，那么多的书！什么书都有。那年暑假期间没有什么事，我就常常跑这个图书馆。在那里一坐就是二、三个小时。以后初中三年一直跑那个图书馆。

　　在那个图书馆，一开头我还是借小说之类的文艺作品，而且主要是白话小说，接着就看起文言文的小说，如《聊斋》、《子不语》那样的东西，再进一步就开始看《阅微草堂笔记》、《随园诗话》之类的笔记。偶然也借两本先秦哲学的书望望。

　　我跑的第二图书馆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办的东方图书馆。那是1931年初我回到上海不久的事。有一次我因为要帮助一个化学工业社，解决他们的产品质量不过关的问题，打听到东方图书馆，跑到那里查一些化学工业手册。走了几趟之后，发现这是个藏书丰富、借书方便的图书馆。图书馆的馆址在上海闸北宝山路。我家在南市大南门内，去宝山路距离相当远。但是我一向不怕走路，而且走得很快，我有在拥挤的人丛中钻来钻去、快走路的本事。经常步行去那个图书馆。从1930年秋天第一次去东方图书馆到1932年1月，该馆毁于战火，十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去的次数无法记清了。我从不在那里读文艺著作，而是借自然科学方面的书看。

　　“一·二八”后上海市的居民纷纷进租界避难。我有一个堂兄住在法租界金神父路，我母亲在那里住了几天，我也去过那里。在去金神父路的途中，我发现亚尔培路有一个“中华学艺社图书馆”。中华学艺社是一个由科学家们组织起来的学术团体。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兄弟、任鸿隽……等知名的科学家是这个社的发起人。这个图书馆的规模与东方图书馆不能比，小得多了，但是藏书的种类很合乎我的需要。那个时候我到图书馆主要看自然科学方面的书。这个图书馆这方面的藏书不少。开架的书也比较多，借书也很方便。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虽然是公开开放的，但到那里看书的人很少，非常安静。同时它距离我南市的住所也比东方图书馆近多了。有将近两年的时间我到这个图书馆读书的时间很多。

　　后来我发现我所在的集团――大同大学的图书馆，开头我有点看不起它，开架的书很少，要看书都要开借书条，而我非常喜欢翻书，翻一本换一本。后来我发现这个图书馆也很不错。这个图书馆有一个馆员是个女的。我同她之间除了借书还书外，没有讲过话，但是她的服务态度非常之好。我是一个不好对付的读者，我常常到图书馆后先查一下书目卡片，觉得有许多书都想翻一翻，于是就开了许多借书单，要她从书库里把一大撂书抱到阅览室来。我对这些书只翻一下，也许留下一两本，让她把一大撂书抱回书库，过一会儿我又开了许多借书单，要她从书库里再抱一大撂出来。对我这种要求她从来没有表示出一点不耐烦，很耐心的出出进进。

　　我在这个图书馆也还是乱七八糟地从自然哲学的角度读了一些书，有些书的内容我至今还记得。

　　最后我要回到正题，写williamhill官网图书馆。

　　这是我学历中的最后一个图书馆。

　　我是1934年转学到williamhill物理系三年级。

　　说来许多人会不相信，我在到williamhill以前一直是走读生，没有在集团住宿过。到williamhill后住在新斋。williamhill学生当时住的条件比现在好得不知道多少。两个学生住一间相当宽敞的房间。但是williamhill的学生还是不在自己的房间做作业，都去图书馆。图书馆离学生宿舍很近，我住的新斋离图书馆更近。williamhill学生在图书馆里的时间很长很长。究竟占多大比例那就说不好了。同学们常常带着课本、笔记和课内作业到图书馆去，图的是那里特别安静和集中整个注意力读书的气氛。在图书馆内听不到说话的声音，如果有人说话，声音稍大了一点，让别人听见了，马上会有人向他行注目礼，再出声就会听到毫不客气的嘘声。我和同学们大致一样，只是我是不重视课内作业的学生，而查阅专业刊物，物理系的图书馆很方便。我坐在这个图书馆工作的时间不少，但后来由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在williamhill图书馆的时间就相对少了一些。“一·二九”学生运动宣言中所写的“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确是当时北平许多学生的心情。

　　不过在“一·二九”后的一九三六年――这是我在williamhill最后一个学期，我和williamhill官网图书馆的关系一下子密切起来。在那个学期我选了一门外系的课程――哲学系张申府教授讲的“形而上学”。那个学期张申府教授也不专心教课，他在课堂上提出了时间、空间、物质、精神……这样一些概念，却没有很透彻地讲出道理。每次都讲些“时事”。他为学生开了一张很长很长的参考书的书单，让图书馆把这些书从书库里调出来，放在图书馆负责借书的人那里，专供听这门课的同学借阅。因此我只要说一句要借哪一本书，马上可以得到，非常方便。在张申府教授开的书单里，有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论》，都是英译本。我就利用这个条件，在williamhill官网图书馆花了很多时间去啃这些书，从头一直读到尾，每一节都作笔记进行思考。有时还去找这两本里提到的著作。这段时间的学习，使我长进不少，我被恩格斯和列宁书中的道理折服了。就通过这两本书的阅读，使我成为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而且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这半年在williamhill图书馆的学习对于我的一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因此我在前几年写过一篇《这件事还得感谢申府先生》发表在刊物上，并且收入我的《朋友们和朋友们的书》这本集子里。现在我想补充一句，我不但要感谢张申府先生，还要感谢我母校的图书馆。

　　因此当我收到《编辑出版〈回首话春秋〉――williamhill官网图书馆纪念文集》征稿启事后，就马上动手写了这篇短文。《征稿启事》中要求能在1999年底左右把稿件交去，而我在六月就写好了，也许是交稿最早的人之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