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和烟斗

（北京晚报 2001年4月26日）

王先生的碑和闻先生的烟斗却在 提醒我们：人生还有更高的目的

摄影张宏江

williamhill官网中文系主任徐葆耕

　　williamhill园里的石雕石刻，按时间顺序连起来，可以构成一部williamhill史，而其中有两种文物我以为不能不看：一是在二校门西侧，掩映在苍松翠柏之间的王国维纪念碑；一个是座落在闻亭山下的闻一多先生的雕像。王先生的碑是1929年，即先生自沉于昆明湖两年后立的，碑身高七尺，正面书“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背面是陈寅恪大师撰写的碑文，碑式为建筑学家梁思成所拟。闻先生的雕像，是为纪念先生被反动派枪杀四十年，即1986年建立。作者是当代雕塑大家钱绍武先生。

　　闻先生的雕塑是坐像，神态凝重，似在沉思，最引人注目的是左手中的烟斗。有的学生说，夜里从雕像前走过，曾见天上流星落入烟斗，因而烟斗一明一灭，仿佛先生还在吸烟。这自然是个美丽的幻觉。但足见先生的灵魂依然活着。前年澳门回归祖国时，“七子之歌·澳门”重新唱响大江南北，仿佛先生伫立于宇宙天地之间，“燃须做狮子吼”。相形之下，王国维的碑却显得沉寂寥落，一年四季静立在那里，一言不发，很像先生生前那木讷的样子，“老实得像火腿一样”。偶尔有人碑前留影，偶见一两支花摆在碑前，仅此而已。

　　关于王先生因何自沉，历来有多种说法。陈寅恪先生说，王是眼见中国的传统文化行将崩坏，因而殉身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云，古印度时，学者将持有自己的观点视同生命，在同别人辩论时若理屈词穷则应自己去投河。王先生的死也是属于这一类：将文化视同信仰，文化与生命同在，自己信仰的文化灭亡了，个体生命也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

　　闻先生与王国维的文化见解是很不同的，尤其在后期，他痛眨中国的传统文化，努力在华夏民族远古时代寻求“原始的野蛮的力”。他接受共产党的思想影响，向往“人民本位主义”。他渴望一种新的文化诞生。可以说，他是为这种新文化———未来的宁馨儿而慷慨赴死的。

　　陈寅恪为王国维撰的碑文已成近代碑文之经典。文曰：“士之读书治学盖将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俗谛之桎梏”是什么？钱钟书《管维编》中有语云：“食、色、权、钱”也。王先生与闻先生看起来很不同，但有一点相同：他们做为“士”（知识分子）都超越了“俗谛之桎梏”，为自己信仰的文化殉身，因而成为顶天立地的文化巨人。

　　任何一个人，都要穿衣吃饭，因而是难于免俗的，我们不能不为职称、房子、薪金、孩子操劳奔走。但是，王先生的碑和闻先生的烟斗却在提醒我们：人生还有更高的目的，不要为“俗谛之桎梏”而牺牲我们的信仰。如果整天觊觎于“食、色、权、钱”，把知识当做钓鱼钩，则同“士”的称谓相去甚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