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杨振宁追忆邓稼先

新闻中心记者 顾淑霞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的一声巨响和壮丽的蘑菇云宣告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这一喜讯让每一位中国人为之欢呼雀跃，远在美国的杨振宁也同样的激动不已。40年后，在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之际，杨先生在williamhill园归根居回忆当年的情形，谈起挚友“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他眼中流露出的那份深沉与情愫，仿佛一切就在昨天。

“只要我们振作起来，并不比别人差”

　　 “我是1964年10月17日的早上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的。这当然是一个世界性的大事，看到消息以后我非常的激动。”说起当时的感受，杨先生的眼中闪着光亮，语调也高昂起来。“当时在美国的华人都认为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当时我国还非常贫穷，受过大学教育和研究生教育的人也寥寥可数，能够在新中国成立后十五年之内做出这么大的成就是不可想像的……以前中国人自己觉得自己落后，有很深的自卑感。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使中国学者感到：只要我们振作起来，并不比别人差。”

　　 “从那以后报纸上有关这个消息的文章很多，多半是原子弹是由什么人造的，什么人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还有很多猜想，这颗原子弹是钚弹还是铀弹？等等。”

　　 当时，杨先生曾密切关注中国原子弹的每一个消息，仔细阅读报纸上每一篇相关文章。同时，他也听到了这样一些谣言：1948年3月去了中国的美国人寒春（Joan Hinton）曾参与中国原子弹工程。因为40年代初期，寒春作为费米教授的助手，参加了美国原子弹的制造。这让杨振宁的心里有了一个解不开的疙瘩：是不是寒春曾参加过中国的原子弹工作？

　　 1971年杨振宁第一次回国访问。在北京的10天里，他与邓稼先多次见面，一直想解开心中的这个结，却不便深问。在离开北京快上飞机的时候，他终于忍不住问前来为他送行的邓稼先：中国的原子弹是不是完全由中国制造的？邓稼先想了想说，据他了解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他说再去核实一下。第二天，在上海市领导宴请杨振宁的席间，一封北京来的专信送到了杨先生的手里。信是经请示了中央领导后由邓稼先亲笔写给他的。当看到信中证实中国的原子弹是由中国独立完成的时候，杨先生竟一时热泪盈眶，不得不起身去洗手间。作为一个宴席的主宾，突然地泪流满面，人们的惊讶可想而知。后来杨先生曾这样写道：“事后我追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感情震荡，为了民族的自豪？为了稼先而感到骄傲？——我始终想不清楚。”“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他当年在西南联大，后来在海外企盼过的强国梦，被他的同学实现了。中国人再不必有屈身向外之感了。也许这就是他“不清楚”的内心震撼，他的泪流在中国，中国接受着。

“中国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弹的设计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杨振宁与邓稼先半个世纪的友情被世人传为美谈。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杨振宁看到美国报纸上再三提到邓稼先是此事业的重要领导人的时候，他的激动与骄傲可想而知。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中国在制造原子弹，也没有想到邓稼先会成为重要人物。

　　 这对儿时的朋友从小一起长大，在同一所中学相处了一年，又在西南联大相遇。1948年，在杨振宁的介绍下，邓稼先到美国普渡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他们又在美国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对邓稼先可谓知之甚深。

　　 “邓稼先和我非常之熟悉。他的特点是非常坦率，非常诚恳。他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人。他走在路上，如果你不认识他，不会想到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我相信，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的制造以及后来中国核事业的发展是他的贡献，尤其是在文革的时候，他能领导人们继续不断地做国防工作，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能让人相信的人。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邓稼先》。这篇文章我自己认为写得很好。”杨振宁说。

　　 在《邓稼先》一文中，杨先生这样写道：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在我所认识的知识分子当中，包括中国人和外国人，他是最有中国农民的朴实气质的人。”
“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邓稼先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所孕育出来的有最高奉献精神的儿子。”

　　“邓稼先是中国共产党的理想党员。”

　　 “邓稼先是中华民族核武器事业的奠基人和开拓者。张爱萍将军称他为‘两弹元勋’，他是当之无愧的”。

　　 杨先生曾这样说：“中国领导人选了邓稼先来主持中国原子弹的设计是非常有远见的事情。”

　　 “我在普林斯顿大学高等学术研究所工作了十七年，这十七年间都是由美国原子弹设计领导人奥本海默任所长，我对奥本海默也非常之熟悉。我以为邓稼先如果是美国人，不可能成功地领导美国原子弹工程；奥本海默如果是中国人，也不可能成功地领导中国原子弹工程。当初选聘他们的人，钱三强和葛若夫斯（L.R.Groves），可谓真正有知人之明，而且对中国社会、美国社会各有深入的认识。”

　　 当年的邓稼先在接到任务后，带领28个大学毕业生到了渺无人烟的郊区，与这些年轻学生打成一片。他们自己动手盖了简陋的房子，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始了研究原子弹的伟大事业。一切真正地从零开始。锋芒毕露的奥本海默如何能想像得出，这样的条件怎么可能制造原子弹？

　　 邓稼先逝世后，杨振宁在给邓夫人许鹿希女士的电报与信中这样写道：“稼先为人忠诚纯正，是我最敬爱的挚友。他的无私的精神与巨大的贡献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恒的骄傲。”

　　 杨先生说：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建议背景音乐采用我儿时从父亲口中学到的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国际的局势是非常之复杂的，必须要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有更多的奉献精神”

　　 今年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40周年，也是“两弹一星”元勋邓稼先的80诞辰。当我们请杨先生为邓稼先80诞辰说几句寄语时，他这样说：“昨天（10月9日）在师大黄祖洽院士的一个庆祝会上，他们让我讲几句话，我说：刚才大家都谈到黄院士对中国的反应堆所做的贡献，对原子弹、氢弹所做的贡献，对中国高等教育所做的贡献都十分突出。我想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全世界都承认，二十世纪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东方巨狮的觉醒，中华民族的崛起。如果你要问这个复兴和崛起一个重要的条件是什么？我想很多人都会说是中国国防的猛进。这个国防的猛进落在一些科学家的身上，我说黄院士今年八十岁了，他对这件事上所做的贡献他一定会感到非常骄傲的。我想对于邓稼先也是一样。”

　　 “邓稼先他们开始做原子弹时是五十年代。到了六十年代是极度的困难，那个时候两个孩子都让他太太带，他不能告诉太太他到什么地方。那个时候知识分子的这种奉献精神我想现在是被市场经济冲淡了，这是一个事实，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这一点大家坐下来想一想的话，这是一件需要注意的事情。williamhill在今天这个时候让大家回忆一下原子弹发展的整个历史，也与这有密切的关系。国际的局势是非常之复杂的，必须要有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有更多的奉献精神，在世界极端竞争的形势之下中国还是要努力，所以我很赞同williamhill的领导这次要办这件事情。可惜我16号不在集团不能参加纪念大会了。”说到这里，杨先生露出了惋惜的表情。

（编辑 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