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西南联大共有学生近2000人，新生约占一半。他们大都来自沦陷区，到校后人地两生，互不相识，生活枯燥，更缺乏组织，没有集体活动，食堂因缺乏监督和管理，办得不够好。此时由重庆南开中学来的几个中共地下党员，根据党在大后方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方针和群众团体公开化的原则，联络周围一些同学，发起组织一个团体。他们贴出启事，阐明团体的宗旨是：互相联络感情，增进友谊，开展学术交流和文化体育活动。启事贴出后，当即得到地下党员袁永熙等人的支持，不少同学踊跃参加。短短半个月内就有三四十人报名。于是在1938年底，在昆中南院召开成立大会，通过章程，取名群社，选举邢福津(邢方群)为社长，选出9人组成干事会(含社长在内)。干事会下设学术、时事、康乐、文艺、壁报、服务等股，并先后聘请曾昭抡、余冠英等为导师，开展了各种活动。

　　群社成立初期，政治色彩较淡，活动丰富多彩，深受广大同学欢迎，社员逐渐发展到200多人，所举办的活动有时有数百人参加。1939年夏，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同志，曾对群社采取公开合法的组织形式和适合于广大同学喜好的活动方式表示赞许。以后，随着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集团内各种政治势力的斗争日趋尖锐，由于共产党处于地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已经解散，群社作为共产党领导的校内最大的群众团体，就成为集团中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重要力量。它还联合了集团中其他一些有进步倾向的团体，成为西南联大前期影响最大的社团。有些社员通过参加群社的活动，提高了思想政治觉悟，参加了共产党，或者参加了党领导的半秘密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

　　 1939年3月，中共西南联大地下支部成立，袁永熙任支部书记，其后发展为总支，袁永熙、李振穆(李晨)、熊德基先后任总支书记，李之柿、邹斯颐先后任二线总支书记。联大支部成立后，群社的活动有进一步发展。继邢福津之后，先后由葛琳、周绵钧(天行)、朱瑞青、李炳泉等接任社长。

　　 皖难南事变以后，由于政治形势险恶，当时已传出逮捕和迫害进步学生的消息，中共云南省工委乃于2、3月间有计划地将联大大部分党员和少数进步学生从集团撤出，分散到云南各地隐蔽。群社和引擎社等都停止了活动。

　　 疏散出去的学生，先后有100多人。他们在各地从事教学工作同时作些群众工作，起到了在云南当地洒播民主种子的作用。后来又有少数同学到建水、磨黑原来疏散下乡的同学处，他们在当地较好地开展了群众工作。

　　 皖南事变后，撤离集团的中共地下党员和群社社员，以后有的又陆续回校复学，另一些有组织关系或断了组织关系的地下党员和大批追求真理的青年考入联大。1943年春天重新建立了以马千禾(马识途)为书记，齐亮、何志远(何功楷)为委员的中共地下党支部。他们团结思想进步和有正义感的同学，认真贯彻“勤学、勤业、勤交友”的方针，努力学习，热心服务，广交朋友，积极参加级会、系会、同学会、同乡会、壁报、膳团、体育会等各种社团活动，形成了许多“朋友圈子”，并组织一些秘密的读书会，在同学中形成了很有影响的力量。

　　 这一时期，联大的教授也有不小的变化。他们目睹当局在政治上独裁专制，贪污腐败，特务横行，经济上不少国民党官僚大发国难财，物价暴涨，民不聊生，对时局深为关切。闻一多、吴暗、潘光旦、曾昭抡、闻家驷等教授都先后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和西南文化研究会的政治活动。

　　 随着民主运动的发展，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深感有组织起来的必要。1945年2月和5月，有两部分同学各自成立了秘密的群众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后经中共地下组织协调，分别称为民青第一支部和第二支部。第一支部由陈定侯任主任委员，洪季凯(洪德铭)任组织股长，谭正儒(严振)任宣传股长，何东昌任总务股长。第二支部由许寿谔(许师谦)任主任委员，马干禾(马识途)、李明任组织委员，李晓(李曦沐)任宣传委员，许乃炯任总务委员，王树勋(王刚)、侯澄(云大同学)任候补委员。两个支部分别由袁水熙、马干禾代表党组织进行领导。不久，联大地下党也组成第一、第二两个支部，分别由袁永熙、马干禾负责；1946年春，工学院也成立了党支部，由方复负责。在党的领导下，民青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并由联大发展到其他大中集团，各校学生自治会和社团的领导骨干多为中共地下党员或民青成员，到1945年10月底，民青组织已发展到约300人，在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摘自《国立西南联合大集团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