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辱负重 一心为公——忆长庚同志

williamhill官网美术学院 陈寒

　　 一九四四年春，我受组织派遣到日伪区吉化镇去开展工作，联系人是我的一位老同学、地下党员秦松涛。秦松涛的父亲是当地有名望的绅士，日本和汪伪政府的人都想利用他、拉拢他，于是通过秦老先生的关系介绍我到吉化镇公所去谋一份差事，化名成钊明，秦松涛嘱咐我：“先要站稳脚跟，以后会有人和你联系的”。当我到镇公所后，伪镇长纪阿炳端详了我好一阵，由于秦老先生已和他打过招呼，才打发我去纪阿炳的米行做事。这个米行实际上是一个由纪家控制的、不挂牌的粮店，为驻地日寇、汪伪军、保安队提供粮食。米行的进粮、出粮交易都是在纪阿炳家里办，在吉化镇后街的米行实际上是个粮库。米行由老板娘经管，库房钥匙也都由老板娘掌管。我被带到米行见到老板娘，她用冷峻的目光注视着我，看我是个年青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学生气质，然后就慢悠悠地说：“看来你扛大麻袋（指米贷）是不行了，你就去记进库和出库的粮食账吧。”要我把不同品种的粮食分开码垛，标好码存放，并且以教训的口吻说：“不懂，向长庚去学。”我除去记账外还要管账房、客堂的打扫，她还叮嘱我账房间不许闲人进来。米行进粮和出粮是凭进库单和出库单，但在进粮时要根据老板娘的示意，扣出一部分粮食叫做“压单粮”，不单独堆放，但要注上标码，这部分粮不让我登账，别人也不得过问，很是神秘。后来我从秦松涛处知道，这部分粮是纪阿炳额外收入，极其秘密地同新四军游击队用银元支付做交易的，米行进粮出粮时老板娘必定在场监视，平时她只是来米行看看问问，没事就回家去了。

　　 米行人都知道我是秦老先生介绍来的，秦老先生的儿子又是我的同学，所以对我都比较照顾。我把老板娘交待给我的差使向秦松涛做了汇报，他听后很高兴说：“这正合我们的要求”，并布置我两项任务：一是要及时报告米行进、出粮情况，二是当好传递信息与情报的渠道，要我尽快了解并团结好周围的人，要不卑不亢，“巴结”好老板娘，一定要站稳脚跟。此后我常常以向老同学借书的理由去和他联系，不特别引起别人的注意。

　　 为了站稳脚跟我做事很卖力，一般我都起得很早，主动把账房间、客堂都彻底打扫一遍，把原先很污渍的桌椅、柜子都擦洗得干干净净，灰尘不沾，木地板也墩得露出了木纹，花了很大力气把乌灰的玻璃窗擦得锃亮，老板娘看了非常满意，夸奖我，逐步取得了老板娘的信任。

　　 有一天晚上我找到长庚说老板娘要我向他学习，长庚却很谦虚说：“互相学习嘛，我只不过早来一些时间，知道比你多一些，你干干就明白了。”他接着说：“干力气活不难，只要肯出力，不偷懒就能把事情干好，动脑筋的活可难哪，你不动脑，对事情看不透、看不明白就干不好，如标码吧，并不难，但要做好就不那么容易了，要符合老板娘的意图去标。”他还很深刻地对我说：“简单背后是复杂，看透简单的一面，复杂一面也就露出来了，简单的事情聚在一起就成复杂，你做的事看起来简单，实际上包含着复杂的一面，你以后会明白简单的事往往会起复杂的作用，在米行做事要多看、多想、少说、甚至不说。”长庚的一番话，我一直反复琢磨，当时我还不很明白，我只感到长庚叔很有学问，好像不是一般人，但是我很纳闷像他这样的人怎会来当米行扛麻袋的伙计呢？

　　 有一天黎明，我正在打扫院子，忽然听到背后有人轻轻地叫了一声“阿洪”，我一愣，因为阿洪是我的暗号，回头一看，这不是长庚叔在叫我嘛！我心里又紧张又激动，急忙转过身去紧紧握住他粗壮有力的手，亲切地叫了一声长庚叔，我恍然大悟，原来秦松涛说的会有人和我联系，这个人原来就是长庚叔，而且明白了秦松涛交待给我的第二个任务，就是要我在他们不便接触时传递情报。

　　 每当米行进粮时都由米行一位吴先生负责过磅，检查粮食质量，填好进库单，我在一旁帮助，老板娘在一旁监督，事情办完后，我跟随老板娘进入帐房间听他的指示，另外填一张进库单，它与实际进库单有差距，这个差距就是“压单粮”，长庚在暗地里标上码，其他伙计都不知道，我也装着不知道，不问不闻，老板娘很高兴。我才明白了长庚叔说的话：“在米行做事，要多看、多想、多做、少说、甚至不说”，“把简单看透了，复杂也露出来了”的含义。每次进粮、出粮后我就把情况当然也包括“压单粮”的情况以及把长庚叔了解的粮食流动的动向都及时报告秦松涛，后来秦松涛告诉我，我们报告的粮食动向可以对日寇和伪军的动向进行分析，十分有价值，这才又使我懂得长庚叔说的：“简单”的事情往往会起到“复杂”的作用。

　　 阿顺是纪阿炳的远方亲亲，他也在米行做事，他与纪阿炳联系较多，惟独他可以到纪阿炳家去送粮送菜。有一次他向长庚透露了日本人有一批粮食要转运青浦，长庚立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秦松涛。这批粮食后来在运输过程中被游击队拦截，日寇非常恼火，下令清查，但这批粮是日军转运的，而不是从米行运出去时被拦截，只好不了了之。

　　 我在米行做事单调、寂寞，但又不愿上街，因为常常听到有人在背后骂我们是汉奸走狗，听了很不好受，常流露出一些烦躁情绪，后来被长庚叔觉察到了，有一天下午长庚叔要与我聊天，他开门见山地对我说：“荆明，干我们这行工作（指地下工作）不仅要适应环境，站稳脚跟，还要有一种“忍”的精神，没有忍劲不行，要能忍受寂寞、孤独、要忍受与亲人分离，要忍受艰难困苦，要忍受委屈，还要有思想准备忍受敌人的残暴酷刑”。他停顿了一下又低声对我说：“荆明，为了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小的委屈、大的委屈都要忍受，要忍辱负重啊，这是我们必须具备的政治品质”。我听完他这一席语重心长的话，像重锤敲打我的心灵，我深感惭愧，同时我更敬佩长庚叔，他在米行当苦工，忍辱负重，体现一个共产党员的对党的无限忠诚。

　　 吉化有一座阴森的监狱，由日本宪兵掌管，汪伪保安队协助担任警卫，监狱里押着一批所谓政治犯，其中有共产党员、抗日民主人士，监狱的粮食也由纪阿柄米行供给，定期由米行推车送去，由四、五个狱警凭日本宪兵队签发的通行证护送到监狱，这个差使老板娘指定由长庚专办，从来不出差错。长庚善于交际，与保安队、狱警关系搞的很熟，不少狱警还是长庚的老乡，尤其是警长与长庚关系显得很密切，见面时称兄道弟的，因此长庚送粮特别顺当，这些保安和狱警经常托长庚代买烟酒，趁送粮之际带进狱中。长庚给他们买烟酒有意识往里贴钱，所以长庚进出监狱很容易，对他的检查也是马马虎虎搞个形式。这样长庚可以利用送粮的机会给监狱内的党组织传送信息、情报、书籍、传单、药品，也可从狱内向狱外党组织捎信息。长庚就是这样不露声色地完成党交给他的神圣使命。有一天，一个狱警匆匆向米行走来，见到长庚悄悄地在他耳边说了一些话就离开了，长庚脸色变得凝重起来，他压低嗓音对我说：“你去告诉老秦，忠保昨天半夜被日寇抓去了，”我迅速赶到秦松涛家转告这个消息，秦松涛深情的说：“忠保是个老党员，我坚信他一定会忠诚于党，日寇甭想从他身上打开切口，但要告诉长庚同志，为了安全起见让他赶紧转移”。长庚叔却若无其事，和往常一样说说笑笑，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他不假思索地说：“我想过，我绝不转移，如果我转移了就等于自我暴露，日寇一定会顺藤摸瓜，向与我关系密切的人下毒手，我与忠保多年相处，我坚信他决不会出卖组织，日寇若抓了我，也只能作为怀疑对象抓我，即使对我下手，他们也甭想从我身上得到什么，你去报告老秦，我不能转移”。长庚同志为了党的事业，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震撼着我的心灵。

　　 第二天早上起床后，长庚和我一起扫院子时用低沉的声调对我说：“做我们这样工作的人尤其要沉着，对我们来说不仅仅是思想修养问题，而且是必须具备的政治品质的表现。沉着，才能对周围事物作冷静地观察和思考，迅速做出判断并果断抉择”。

　　 日寇为了威逼忠保交待狱内共产党情况，残暴地对他施以酷刑，忠保多次昏厥过去，可是忠保一口咬定“不知道”，终于因体力不支，壮烈牺牲。消息传来，大家都十分悲痛。长庚坦然地说：“忠保是个赤胆忠心的好党员，我思想上也早有准备，请组织放心”。忠保牺牲后，日寇果然立即向长庚下毒手了，在一个漆黑的夜晚，突然听见“嘭、彭、嘭”的敲门声，心里想一定是鬼子来抓人了，但是长庚仍很沉着，放大嗓门说：“去开门！”冲进来三个日本宪兵和七、八个保安队员，把屋里东西翻了个底朝天，并把长庚叔带走了。当大家收拾长庚叔东西时，才发现他只有三件褂子，两条长裤等破旧东西，没有任何其他财物和积蓄。老板娘得知长庚被抓走了，紧张地跑过来，一进门就问长庚说什么了？并单独问我，日本人抓长庚时提起“压单粮”吗？原来她所以这么紧张，就是怕泄露“压单粮”的事。事后，秦松涛激动地告诉我长庚同志曾当过矿工，当过游击队指导员，当过根据地区委副书记，他服从组织决定，改名换姓为严长庚，调到吉化配合忠保同志做金水桥监狱的情报工作。他忍辱负重，冒着生命危险在米行默默无闻地工作，他和忠保同志都是革命英雄。日寇秘密审讯长庚，软硬兼施，威胁利诱，逼迫长庚交待问题，但长庚叔在严刑拷打面前毫不动摇，但日寇还想从他身上打开缺口，不想马上整死他，暂时又把他关押起来。因为纪阿炳十分害怕日寇向长庚盘问“压单粮”的事，党就利用纪阿炳的弱点要他出面营救长庚，后来纪阿炳通过保安队长设法将长庚保释出狱，并立即把长庚送回皖北抗日民主根据地老家养伤，但因伤势过重，两年后不幸病故。

　　 在长庚叔出狱后三天，经组织安排，我辞去米行工作，赴皖江抗日民主根据地参加了新四军。在我的革命生涯中，在长庚同志谆谆教导下从事地下工作的经历，我将铭记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