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忆参加晋察冀城工部训练班及其前前后后

williamhill官网 张绪潭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回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历程，对于发挥余热，保持晚节都是有意义的。

　　 一、抗日青年的选择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畔炮声隆隆，日本法西斯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我们举家从北平逃难到天津英国人管辖的英租界。在动乱的年月里，我于小学毕业后，考取了天主教会办的工商学院附属中学。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随即占领了天津的英、法租界。在日寇统治下，工商附中也开设了日语课，派驻了军训教官。有时停课搞“勤劳奉侍”（即为日本鬼子干活的义务劳动），搬运过石英粉，也曾去天津东效张贵庄给日本鬼子修建飞机场。有一天，校内十多位深受同学爱戴的老师突然被日本鬼子抓到宪兵队，遭到严刑拷打，个别老师一直下落不明。有一次，我路经天津效区杨柳青附近，猛然间看到一个人头装在小木笼里挂在路旁的电线杆子上，笼子下边有块木牌，上面写了几行字，大意是：犯人张禅祥，盗窃军用电线三千米，予以严惩，示众，云云。我想，这个人很可能是游击队战士，不由得引起我对他的敬佩，同时也更加深了我对日本鬼子的仇恨。这些，只不过是当年残酷现实的极小极小的一个侧面，却让我们热血青年尝到了苦涩的亡国奴滋味，决心投笔从戎。

　　 1945年春假期间，我和几个要好同学到已返回北平的我二哥张翼青家密谋策划，并约请主张抗日的五哥张绪湜参加讨论。后来才知道当时他已是共产党员。当我们议论到向南（重庆）还是向西（延安），举棋不定的时候，他斩钉截铁地说：“重庆，去不得。那不是爱国青年抗日的地方”。他接着讲了国民党大后方的黑暗腐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许多事例。然后说：“你们要抗日，我帮你们找个真正能抗日的地方”。这一席话不仅使我们摆脱了处于十字路口的困惑，而且改变了我们一生的命运。

　　 二、走在敌后自由的国土上

　　 同年6月，张绪湜经联系人王辉庭介绍拟于近期去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我得知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当即决定退学抗日，跟他一道走。6月底，我们稍做准备，化装成搞长途贩运的小商贩（那时叫跑单帮的），以北平乘火车去保定，大约当天下午4点左右到达。下车后，按照约定的暗号（张绪湜手提两个鸭梨），在火车站对面邮局的门口和地下交通员取得了联系。这位交通员一身农民打扮，头上扎着羊肚毛巾，推着一辆独轮车，上边装着一大兜子废纸、破布，俨然是个收破烂的。他小声嘱咐我们，要和他保持一定距离，跟在他后边走。我们穿过火车站旁边一个地下通道就转向乡间的小路上。约摸走了一两个小时，太阳快要下山了，来到村边一个农家小院。院子里的大娘、大嫂在干活，还有几个小孩子在玩耍。主人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还给我们准备了一顿当年农民难得吃上的好饭—烙饼、炒鸡蛋。吃过晚饭，天就黑下来了。另一位交通员跟我们接上头，并说：“现在就走吧！这里是游击区，不安全”。于是，我们就跟着这位挎盒子枪的交通员（也是武工队员）奔村西北的方向走去。我们走得很快，不一会儿，突然从一个斜坡下到了沟底，这条沟大约一丈多高、两丈多宽。交通员告诉我们，这是日本鬼子强迫老百姓挖的“封锁沟”。走着走着又从另一个斜坡走到沟上边，不远处还有一道土墙。他说，那是用挖沟的土砌的“封锁墙”。就这样，上上下下走了三个多小时，已是午夜时分，来到山边上的一个村子—宝阳。他领我们走进一个院落，安排在上房住下，并说：“放心睡觉吧！明天早上有人领你们去边区”。当天夜里，心情激动，难以入睡，迷糊了一会儿，天就亮了。很快洗漱完毕，吃了点早饭，就跟着新来的交通员上了路，进了山。

　　 我们走在群山环绕的河滩地上，上面都是大大小小的鹅卵石，中午太阳直射下来，汗流浃背。但是心情十分愉快，我们终于踏上了未被日寇蹂躏的祖国的大地上。傍晚，走到一个村庄—支锅石。边区城工部在这里设了一个交通站，站长是位长征干部。他热情地接待我们，并让我们谈了谈敌占区的近况。然后，他让我们每人起个化名，张绪湜的化名是张每，我的化名是张寅生。他还给每人拿来一套兰土布裤褂、一双千层底布鞋，这是边区地方干部的装束。在这里，我们睡了一夜踏实觉。清早，又上路了。以后四~五天路程都是走在大山里。每天中午赶到哪个村子，就在哪个村子老乡家吃派饭，饭后付给边币或吃饭的专用券。记得是第六天下午，我们趟过一条沙河，翻边一道山梁，拐进一个山沟就到了目的地——晋察冀城工部所在地——阜平县、康儿沟。从保定下车开步走，经满城县、完县，唐县到达阜平县，大约三百多华里。虽然时间不长，路途也不远，但是，对我来说，环境、生活、思想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这就是从敌占区到根据地，从城市到农村，从学生到战士的变化。

　　 三、实现思想上、政治上的飞跃

　　 到达城工部之后，就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训练班生活。经常学习、生活的地方是离康儿沟不远的西板峪店。这期训练班估计有几十人，分成若干小组。我所在的小组共5个人，组长是张每（即张绪湜，解放后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文革”期间受迫害致死），成员有于允（至今下落不明），林澜（解放后曾在联络部从事医疗工作，已病故）、江涛（解放后曾任吉林省委秘书长，已病故）和张寅生（即张绪潭，解放后曾任北方交大、williamhill官网党委副书记，已离休）。训练班的负责人有杨伯箴、傅秀、欧阳飞等。联系我们小组的是傅秀同志（解放后曾在中央党校、北京医院、地质部工作，已病故），她对我们的学习、思想、生活非常关心，全面负责。当时，她不过二十五六岁，就如同我们的大姐一样。学习期间，为避免各组成员之间互相碰面，外出时，每个人都在脸上蒙一条毛巾，上面挖两个洞，好露出眼睛看外边。这是城工部的一条纪律，也是将来从事地下工作所必需的。

　　 训练班的学习内容不少，有《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还有经常反复阅读的《毛泽东选集》、《论共产党修养》和《整风文献》等。每天都能看到《晋察冀日报》。

　　 学习方法，以自学和小组讨论为主，辅以大报告。自学时，每个人都如饥似渴地读书，边读、边思考，力求弄懂弄通。讨论时，大家畅所欲言，提出问题，各抒己见，经过辩论，统一认识。傅秀同志的指点和辅导对于提高认识，统一思想起了不小的作用。听大报告的地点在康儿沟一间大仓库里。各小组分别鱼贯而入，随即拉上布帘，只能听声，不能见面。大报告的内容，包括国内外形势，党的方针、政策，城市工作，革命气节等。由于报告都能联系学员的思想实际，摆事实，讲道理，因而很有启发，很受教育。

　　 经过这段学习，明白了要抗日上前线固然是非常重要的，在敌占区开展城市工作也是十分需要的；尤其是懂得了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道理，抗日属于民主革命，只是第一步，将来还要走第二步，搞社会主义革命，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因此，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只有民族观念和抗日救国的爱国心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要有阶级观点和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事业心。在学完党建专题之后，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在艰难曲折的革命征程上，那种坚韧不拔、英勇奋斗的大无畏精神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光辉业绩。深感这才是一个伟大的党，令人敬佩，令人信赖，令人向往。自己衷心希望参加这样的党，决心为党的事业奋斗到底。我的这个愿望和决心向组织表达之后，没过多久就成为了现实。那是1945年8月1日的中午。杨伯箴同志找我谈话，通知说：“组织上已批准你入党，预备期三个月，介绍人就是傅秀同志和我。”当时，我的心情特别激动，在高兴之余也开始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加重了。从此，我就有了第二生命，即政治生命。

　　 四、训练班的物质文化生活片断

　　 训练班的生活条件虽然困难一些，但是大家都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过得很愉快，也很充实。

　　 我们小组四个男同志住过老乡家的土炕，也住过用原木板拼起来，用大石头作支撑的矮床。领导还给我们四个人发了一顶蚊帐。睡觉时，把头和大部分身子放在蚊帐里，把裤子退下一半，把脚罩上，再把裤褪捆住，就可防止蚊虫叮咬了。林澜是女同志受到照顾，就住在老乡家仅容一人的小屋里。平时的伙食是豆菜和小米饭，油当然很少，饭里难免有沙子。穿的只有一身土布衣服，难得经常换洗，因此，衣服上都长了“战斗虫”，也叫“光荣虫”，这是对虱子的美称。大家并不觉得怎么苦，比起当地老乡，我们生活得满不错，比起战斗的艰苦环境那就更好了。赶上重大节日，还会改善伙食，记得“八?一”建军节那天的晚饭就是每人一碗红烧肉，一碗凉拌鸡丝。这些猪和鸡都是开展大生产运动后，边区机关、集团自己饲养的。

　　 业余时间的文化生活也比较丰富。我们曾到边区政府所在地——史家寨，去看苏联电影（用小发电机发电）。也去过康儿沟看丁里同志率领的“抗敌剧社”的文艺演出（台上用两个汽灯照明）。晚饭后常约图书馆理员小方同志学唱革命歌曲。记得起来的有：“你是灯塔”、“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八路军进行曲”、“八路好”“七月一”、“平阳颂”、“烈士挽歌”、“王二小放牛郎”等等。我们还常唱“毕业歌”、“五月的鲜花”“流亡三部曲”。江涛同志是从东北来到关内投奔革命的，尤其爱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每当他站在山头上引吭高歌时，都充满了爱国激情和对家乡的深切思念，加之他的嗓音又好，歌声感人至深。有时，晚上没有集体活动，就仨一群俩一伙地爬到老乡的平房顶上，海阔天空地神聊，聊国内外形势，聊个人的理想志愿，互相启发，互相勉励。总之，训练班的生活，丰富多彩，终生难忘。

　　 五、踏上伟大中国革命的征途

　　 本期训练班即将结束的时候，城工部训练班负责人余涤清同志分别找学员个别谈话。轮到我去谈的时候，大致谈到我在北京的社会关系，回城后的落脚点，以什么身份作掩护以及联系方法，等等。实际上是布置工作。

　　 八月上旬，我们小组五个同志分头、陆续返回了敌占区。我和张绪缇湜仍走的是原路，所不同的是绕过江城这个敌人的据点到了保定车站，然后乘火车回到北平。

　　 前前后后一个多月时间，我在人生的旅途上却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我不仅是有爱国心和正义感的青年学生，而且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承认觉纲、党章的共产党员，并肩负组织嘱托的地下工作者，无形战线上的战士。

　　 我们回到北平，大约个把星期，就赶上了“八?一五”，日本鬼子投降了。中国人民抗战八年，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全国人民企盼和平，希望成立联系政府，齐心协力建设新中国。但是，不到一年，1946年7月，蒋介石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撕毁了政协协议，破坏了停战协定，悍然发动了反共、反人民的全面内战。从此，中国的民主革命进入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蒋管区的地下工作者，随之投入了反蒋、美的斗争，为形成和开辟“第二条战线”、为建立新中国，尽了应尽的责任，作了应有的奉献。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忆自己当年走上革命道路的情景，仍历历在目，一往情深。它将激励着我，永葆革命的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