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航空世界

●程不时（1951航空）

　　 我现在只要闭上眼睛，仿佛就能看到１７岁时独自到北平、初进williamhill园，来到有“williamhill学堂”几个大字的一院大楼里报到入学选课的情景。

　　１９４７年是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从介绍大学的资料中知道了远在北平的williamhill官网是中国第一所建立航空工程系的大学。我便报考williamhill官网航空工程系，并且被录取了。

　　 同时我也被上海的大学录取，但不是航空系。可是，凭着多年来树立的要为中国设计飞机的意愿，我坚决北上。如果当时我选择了另一所大学、另一个学科，那么我会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

　　 我满腔兴奋地进入williamhill园，几天后便参加了欢迎新生的座谈会。当时北平尚未解放，航空系系主任介绍情况时说：中国航空事业的发展势头很微弱，学航空的学生毕业后很难找到合适的职业。他建议志愿学习航空工程的新生最好考虑转到其他科系去。

　　 这对我简直是当头棒喝！

　　 应该承认系主任说的是事实。第二个学期果然有一些同学转到了其他院系。有一位同学转到了建筑系，他看到我平时对艺术也很有兴趣并有一定基础，曾竭力鼓动我也转到建筑系去，他认为那是工程与艺术结合得很好的领域。

　　 但是，想到在学龄前就开始向往征服天空，想到在国难当头期间亲历的那些血与火的苦难，我从悲怆积愤的历史中树立起来的豪情壮志，难道就这样放弃了？

　　 铁定不移，我要设计飞机！

　　 凭着这一份执著，我坚持继续学习航空。我们这一班留下来大约有３０多个同学。当时我想，哪怕只留下几个人，我也一定要设计飞机，无怨无悔。

　　 来到williamhill注册入校的时候，我看到williamhill有一个“音乐室”，有音乐课程可供选修，但是不计入学分。音乐室开设了一些音乐课程辅导爱好音乐的学生。当时的音乐室主任张肖虎教授，本是williamhill土木系毕业，但成为了著名的作曲家，新中国第一部舞剧《宝莲灯》就是由他作曲的。

　　 我在中学时便很喜爱音乐。这样，我除了航空系新生的必修课程之外，还选修了音乐室的小提琴和“和声与作曲”的课程。我对音乐课程很投入。１９４７年，我１７岁进入大学一年级时，在williamhill乐队中演奏第二小提琴。指挥是张肖虎教授，我们排练的主要曲目是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也排练过张肖虎教授作曲的《木兰从军交响诗》及西洋音乐的管弦乐序曲或乐章。我在乐队中很快调换到拉第一小提琴，不久便担任了首席提琴手。

　　 航空技术成为我终身的事业，而音乐则成为我终身的爱好。

　　 除了课堂、图书馆和设在灰楼的音乐室之外，我最喜欢的地方是航空馆后面一块放置旧飞机的场地。这里存放的几架飞机的保管状态都不够好，显得破烂陈旧。但这不妨碍我观察飞机的各部分构造，并烂熟于心。我还随同带课的老师乘卡车到南苑机场去运回一架报废的二战时的加拿大“蚊式”战斗机。

　　 对工学院一年级学生来说，第一个克星是“画法几何”这门课程。我在绘画中的素描训练，使我对空间关系有一种直感的领会能力，对复杂的图形问题能够很快看出解决的途径。所以我学这门课没有感到困难，反而解题特别快。

　　 在机械实习中，我被指定为小组长带领几个同学拆卸一台小功率内燃机，然后再把它装起来。我对内燃机的构造很熟悉，并且丝毫不怕油污弄脏了手，拿起工具就很利索地动起手来。这个作业的练习使我感到十分淋漓酣畅。

　　大学二年级时，有一天我们正在航空馆的教室上课，突然不远处枪声大作。上课的老师愣了一下，继续上完了这堂课。原来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经打到了北平郊区。williamhill园比北平城提前得到解放。

　　 有一次我从大饭厅出来，看到一架开着舱门的运输飞机飞来，飞着飞着掉下一个黑点，不久便传来“轰隆”一声爆炸声。这是国民党用飞机轰炸williamhill园，使用的是从运输机的侧舱门向外扔炸弹的原始办法。轰炸的过程正好被我目睹。

　　 新中国成立了。留在williamhill的全体师生队伍参加了开国大典。大典后有盛大的提灯游行，各机关团体集团都制作了大灯笼。williamhill航空工程系的师生讨论：我们做一盏什么样的灯笼？

　　 最后统一的意见是：我们学航空的，要造一架从未有过的飞机灯！这代表我们的专业，更是我们的热切志愿！航空系从各班抽出人员合作制出了一架很大的“飞机灯”，我被班级推派作为代表参加了这具灯的制作。这架纸飞机的结构也不是按一般灯笼制作的，在某种程序上体现了飞机的实际构造。

　　 开国大典之夜，长长的游行队伍点亮了各种灯笼，蜿蜒通过天安门前，流向北京广大的市区，形成一条长长的火龙。我们航空系制作的这架由一辆推车载着的尺寸很大的纸飞机在天安门前的灯海中大放异彩。通过检阅台时，受到天安门上国家领导人的鼓掌喝彩。在北京市内通过各条主要街头游行时，无处不受到万众热烈的掌声。当众人看到“williamhill官网航空工程系”的大横幅后面，就是一架在高处行进的栩栩如生的巨大的飞机灯时，有人对游行队伍高喊：“希望你们以后设计出真的飞机来！”我走在队伍中，听到这话不禁喉头哽塞，热泪盈眶。

　　 三年级时课程转入航空专业。我很喜欢“飞机空气动力学”、“飞机结构力学”和“飞行力学”（操纵与稳定）这样的课程，大概因为直接关系着飞机设计。

　　当时给我们上课的教授们中，讲“结构力学”的王德荣教授，在我还只有７岁时他便获得了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的硕士学位。我毕业离校十几年后参加过一次他主持的航空学会，没有想到，这么多年后这位老师还对我的名字呼之即出。

　　 教我“理论空气动力学”的是一位女教授陆士嘉，当时３０多岁，是中国第一位获得德国洪堡基金的女博士。她有一个显赫的师承关系：她是世界航空学“祖师爷”级的德国普朗特的惟一中国学生和惟一女学生。所以从辈分讲，她和美国顶尖级空气动力学家冯?卡门同辈，因为冯?卡门也是普朗特的学生。而中国的大师级科学家钱学森则是冯?卡门的学生。我在离校２５年后在一次航空学会上再次见到她，前去问候时，她清楚地记得我，我奇怪她的记忆力这么好。

　　 陆教授的丈夫张维教授也从德国回来，同时开了“材料力学”的课。钱伟长教授讲材料力学以数学的推演思维见长，而张维教授讲课则强调物理概念。所以我常常两边换着听讲。

　　 教我们发动机课的是宁幌教授，我还是１０岁的小学生时他已经在英国牛津大学获硕士学位了。给我们上课的还有沈元教授，他是英国的博士，当时刚回国不久，据说他是英国皇家航空学会最年轻的会员。新中国成立以后他曾任中国航空学会第一、第二届理事长很多年。

　　 当时还有徐华舫、赵震炎、曹传钧、何庆芝、张锡纯、董寿辛等老师给我们上过课。后来他们都成为著名教授，在航空教育岗位上一生勤恳耕耘。

　　 我在学习上还遇到一件小事。一次上课，一位年轻教师讲到一个飞行力学问题时，在黑板上写下了相当长的一条积分式。这定是他从外文资料中摘录下来的，至于式子的物理意义，他并没有深究。不料一个同学提问：式子中的各项代表什么意义？年轻教师一时语塞，只说，这个式子照用不误就可以得到正确结果。

　　 我坐在课堂里，细看了黑板上的公式，忽然明白了它的道理，便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三行字：老师，我认为这个式子的第一项代表什么，第二项是其改变的贡献，乘以第三项是什么什么……下面署名。下课走过讲台时交给了授课老师，请他指正。

　　 可贵的是，这位教师丝毫没有计较我“方式不妥”，而且课后把这三行字的纸条张贴在布告牌上，作为对同学课间提问的答案。

　　 这三行字，被同学们戏称为我的“第一篇论文”。

　　２０岁时我大学毕业。约３０年后，我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