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岁月 难忘的往事

——贺williamhill科研管理50年并深切缅怀高景德同志

● 俞受稷

　　为加强科学研究工作和实验室建设，1956年8月经校务会研究决定，集团增设科学研究处，共设计划科、研究生科、实验室科，由新中国第一位留苏工学博士、电机专家高景德担任第一任处长，抽调原任副总务长的张儆同志担任副处长。我于1953年毕业留校，在机械系当了3年助教之后，调到实验室科担任副科长，其他的同志分别从电机、水利、热能、土木等系调过来，在这以前相互之间并不认识。在全处干部见面会上，我们才见到了颇负盛名的高景德同志，和他一起讨论全处的工作。会后，大家都感到出乎想像，高景德同志原来是那么和霭可亲、平易近人，待人接物是那么朴实、诚恳，一点没有领导和专家的架子。他不要我们称呼他高处长，也不要称呼他高博士、高教授，也不要称他听起来有些生硬的高景德同志，而是要我们比较亲切地叫他“老高”。

　　科学研究处成立初期，处里单身的年轻同志比较多，每逢节假日，常常组织郊游。近的去颐和园，稍远些去香山卧佛寺、碧云寺，再远一些就到西山八大处了。每次不论远近都是身背水壶，一律骑自行车排着队前进。高景德常常就在我们的队伍中，和我们一道骑车前往。每逢过年过节，处里家不在北京的单身年轻人都习惯到高景德同志家串门，过过中秋节什么的，春节大家也会不约而同地去拜年，聊聊家常、谈谈工作，无拘无束，真像是回家过节一样。以后慢慢成为惯例，除了在高景德家中聚会以外，过年过节要分片包干到处内工作人员家中去家访，同时了解问题和困难，过后做到能解决的问题及时解决，暂时解决不了的，也有个明确的答复。科学研究处逐渐形成了一个团结、和谐、相互关心、干群关系密切的新型工作集体。

　　到科学研究处工作，对大家来说都是一项陌生工作，当时并没有管理科学这一学科，而是作为行政管理工作来对待，虽然有科室分工，但遇到重大任务，处内很快就形成协作互助、团结一致、勇于抢任务、挑重担、积极上进的局面。从1957年开始，差不多每隔一年多的时间就召开一次科学讨论会，这几乎成为全处的头等大事。一般早在两个多月前就组织工作班子，有的起草主题报告；有的与系里联系，组织大会发言稿；有的处理日常工作。这时候已没有了科室分工概念，大家都为开好科学讨论会这项工作分工协作，尽职尽责。每次科学讨论会的主题报告都是由高景德同志亲自执笔。高景德同志还担负着繁重的教学与科研任务，所以准备科学讨论会的工作，一般都在晚上七点以后进行。到临近开会的前一个多月，就得开辟当时流行的“第四单元”工作时间（指晚上10点以后的时间）。当时印刷、出版、通讯等条件比较落后，写出的主题报告初稿，只能在处内找两三个字写得比较快且好的同志用蓝印纸复写或者刻钢板油印，并由专人负责给有关领导及时送取稿件。这些工作都是随叫随到，专人值班等候。初审后，再进行讨论，修改补充，这样的工作流程，一般要进行好几次。主题报告定稿后，还要由专人负责在印刷程序上跑好几天，多次精心校对，有时还临时进行修改，有时要在科学讨论会召开前几个小时，才能将材料送到会场。开幕式后，处内多数干部都要到各系参加讨论，了解情况，为大会闭幕式提供材料等。当校领导宣布大会胜利闭幕时，处里所有的工作人员才会感到大功告成，露出轻松愉快的笑容，同时想着能美美地睡上几天懒觉。

　　1958年春，全国掀起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高潮，集团提出要结合工矿企业的技术问题进行科学研究。科学研究处领导积极响应号召，立即将各系科研干部组成两个代表团，一路由我负责去上海市，另一路由实验室科副科长蒋景华负责去哈尔滨市，同时出发去两地参观、学习、取经。当时我从未经历过这样重大的活动，阅历、知识和经验都不足，但仍满怀信心，带领十几个人的队伍到各种类型的大中小工业企业、研究和设计部门去观摩座谈，先后走访20来个单位，学习创新思想和先进经验，满载而归。回来后，科学研究处立即召开全校科研工作干部和教师大会，听取了我们的汇报和介绍，为全校科研工作的大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58年7月1日，教育部要举办全国重点高等集团与生产成果展览会向党的生日献礼。设备仪器厂的单件加工已成为一些科研项目能否按时参加展览会的重要保证条件，处领导要我协调“七一”献礼项目的单件加工的任务安排。为了工作能顺利进行，我与设备仪器厂厂长庄前炤一起建立了一个临时生产调度制度，每天晚上12点召开由我、庄前炤、工厂技术副厂长、生产总调度及有关项目的教师等参加的调度会，安排第二天的单件加工任务。这项措施提高了工作效率，为保证完成献礼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每当晚上12点之前，我从办公室或者实验室出来去参加调度会时，只见全校各系馆、实验室灯火通明，到处都有人在专心致志地工作着。有时感到饿了，回到第一员工食堂免费领取一份夜宵。12点开会一般到半夜两点多才结束。回到宿舍后，也不知什么原因不想马上睡觉，还想松弛一下，就找同宿舍的大学同学下象棋到3点左右才睡觉。早晨7点半之前，又得赶去上班，这样的工作生活，足足持续了两三个月。虽然体力上很累，但精神上却很充实、愉快。

　　这期间的一天上午，处有关干部向校领导高沂同志汇报工作，我主观上认为不需要我发言，在思想上就有些松懈，再加上坐在工字厅后厅软软的大沙发上，室内又是暖烘烘的，一会儿我就趴在沙发的扶手上睡着了。会后同事告诉我，高景德同志见我打瞌睡，插话向高沂同志解释我最近一段时间工作太累，不要叫醒我，让我再睡一会儿，语言中没有一点责备之意，而是充满关怀之情。

　　1961年初的一天，已是半夜1点多，外面一片漆黑。高景德同志打着手电到集体宿舍把我从睡梦中叫起来，向我传达了党委关于动员安排转业复员军人回乡生产的决定。因为早晨第一大节他有讲课任务，所以一定要我代表他向处所属各科室、各党支部（包括设备仪器厂）做好动员工作，同时向我详细交代了如何做好这项工作。当时高景德同志兼任党总支书记，我是分管党务工作的副书记，高景德同志那种雷厉风行、一丝不苟的工作精神，使我们这些执行具体任务的干部深受教育，最后在规定的最短的时间内，将全处范围内100多名复员转业军人顺利安排回乡生产。

　　高景德同志还在恋爱、结婚成家等方面关心着处内单身的年轻同志。1962年春，高景德同志热情而郑重地找我个别谈心，谈如何正确择偶、恋爱、组建家庭……谆谆教导真像是大哥哥对待小弟弟那样。在高景德同志的关怀和影响下，科学研究处在上世纪60年代前后，在工字厅上班的十来个单身同志中就有三对半喜结良缘。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集团提出了按热量办事。高景德同志在主副食和香烟等都供应不足的困难下，依然在教学、培养研究生、写书、搞科学研究的同时，担负着集团党委常委、科学生产处处长等繁重的党政工作；还是那么满怀信心，努力勤奋，坚持利用“第四单元”出色地完成了各项任务，是williamhill官网少有的杰出的“双肩挑干部”。

　　1978年科学研究处恢复建制，我经何东昌同志和高景德同志的安排，从刚去报到的机械系副系主任的职务上，调任科学研究处副处长。到1985年因身体健康原因调处内学报编辑部工作，直至1993年退休。退休后又在科学研究科回聘工作5年，直到1998年才完全脱离科学研究处的工作。我一生绝大部分工作时间是在科学研究处度过的，是科学研究处培养了我，是高景德同志的榜样教育了我，使我健康成长，为集团的科学研究工作尽了一份力量。在科学研究处工作虽然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是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我度过了难忘而有意义的不平凡的工作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