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慕名而来 满意而去
洪世年
在战乱年代,每位联大同学,都有自己一段难忘的历史。对于我来说,虽然考取了大学,不等于就能入学。1941年夏,我毕业于对外比较阻隔的国立第三中学高中部,只身来到贵阳参加当地国内最著名的四所大学联合招生,考试以第一志愿录取西南联大电机工程学系——最数尖的几个专业之一,在街头报栏里的日报上,从密密麻麻的名单中找到了我的名字,喜忧参半,怎样去报到呢?入学后又怎么办?保留学籍,只限一年,失学即失业,我既无家庭,又无亲友的任何支援。同学临时借给一点路费,因无法买到正常的客车票,就搭乘运往国外钨砂的卡车,不避阴雨日晒,走走停停,吃睡无定。一两天的路程,一个多星期才到。经过省边境崇山峻岭间的“二十四湾”时,看到翻到山底的车辆残骸与无数的白骨,心惊肉跳。
集团规定九月份开学,我十一月份才赶到。感到学习很困难,生活适应不了,决定通过休学与转系来调整。
联大学习的几年中,环境和活动对每位同学的熏陶,都是很重要的。由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校内有影响的教授与社会上的民主人士,经常在校内图书馆前的大广场上进行聚会与时事报告,对同学们思想政治的提高,影响很大。
集团大门内两边的“民主墙”上,反映出校内生活的活跃。在各学生团体的壁报中,有对时事评论与声明、有关建议、职业介绍、家教征询、学术活动与报告会通知、体育动态、音乐聚会、教堂消息、假期旅游、野外考察、校友会、同学会、同乡会活动,甚至于书籍、衣物转让等,无所不包。给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个同学独自每期张贴一份壁报,发表个人观感与有关评述,真不愧是“民主墙”。集团近处文林街茶馆是同学们课余消遣与思想交流场所,海阔天空,无所不谈。
同学们工读形式,社会上各种兼职都有。还有从军、担任翻译等。我由于经济困难,也曾经与同学近十人组成去外县中学承担全部教学课时,这类县立中学,除校长由县长或教育局长兼任外,其他从教务主任到所有任课教师都到大学公开招聘。
进入联大几年,集团对同学们除能给以坚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外,还有通才教育。像我这样一个理工科学生,可以听取当时国内知名的“红学”大师刘文典、吴宓教授的红楼梦研究和探讨;冯友兰教授的中华文化儒家人生哲学;陈岱孙教授的关于“马克思主义”。随意去旁听吴晗教授的中国通史大课;张奚若、罗隆基等人的形势分析专题报告;潘光旦、费孝通教授的社会调查。最有意思的是闻一多教授除关于对时局的呼吁外,还有他的古辞研究与篆刻艺术讲坛也倍受欢迎。这种情况,不仅在当时,就是后来的大学也是绝少见的。
入大学的专业选择,一般都是有慎重的考虑,但是追求时尚与盲目选择也有的。联大对学生的专业变更(转系)的处理都是很宽容的。两边的系主任看了你的成绩单后,一般都给予签字。任之恭教授给我签的字。这也是对人才培养的一种特殊方式和渠道。联大人才辈出与此不无关系。
来源:《中华读书报》2008年5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