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赵先生共事40年

李庆扬

　　赵访熊先生是开创我国计算数学研究的先躯，著名数学家和教育家。我有幸在他指导下工作共事40余年。是他引导我从事计算数学的教学与科研。在纪念他诞辰100周年之际，让我想起了与先生相处的许多往事。

　　一

　　1952年暑假我前往北京大学数学系报到路经广州时在书店见到赵访熊著的“高等微积分”及“微积分与常微分方程”教材。当时书店无其他数学系教材，因而赵访熊名字就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他成为我上大学前唯一仰慕的数学教授。1954年，我在北大专科毕业后分到williamhill数学教研组，赵先生是教研组主任，有幸在他领导下工作。我虽然不在他的讲课大班担任习题课，但还是慕名专听了他给学生的讲课。他讲课重点突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课堂气氛活跃，深受学生欢迎。对我这个刚刚走上教学岗位的新兵帮助极大。1956年我担任教研组教学秘书，负责管理习题课的教学，赵先生告诫我不要轻视这项工作，指出习题课也是重要的教学环节，要多了解情况，把这项工作做好。1956年党号召向科学进军。赵先生针对基础课教师不重视科研的情况，在教研组开会时要求教师与工程专业老师交朋友帮他们解决数学问题，不要怕水平不高，只要问题解决就有水平。他自己就经常根据工程师提出的数学问题开展研究，他还要求教师选定科研方向，坚持研究。我是专科毕业，当时主要是补习数学系本科课程，科研是门外汉，但在先生的鼓励和影响下，就选定了计算数学作为进修和科研方向。当时先生已在联立方程和高次方程求根方面发表了多篇论文，是国内最早从事计算数学研究的数学家，选定这一方向就便于向先生请教。另外，计算数学也是教研组的一个重点方向，没想到这一选择决定了我以后一生的方向。

　　1956年数学教研组有一个到苏联进修计算数学的名额，由于已确定去的教师政审未通过，临时决定让赵先生去，他已年近五十，是教研组最年长的，但为了发展我国计算数学，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前往列宁格勒大学（今彼得堡）做为访问学者进修计算数学。一年后他又转到莫斯科大学。我也于1958年3月到吉林大学进修计算数学听苏联专家讲授“计算方法”。

　　二

　　1958年暑假williamhill成立工程力学数学系，并设计算数学专业，当年就招生60名，并从工程专业抽调了二、三、四年级共90名学生（其中三、四年级各26名，二年级38名）。这是继北京大学，吉林大学之后，国内工科大学最早的计算数学专业。赵先生刚从苏联回国被任命为副系主任，主管计算数学专业，还兼任高等数学教研组主任。我也中止进修回校，负责筹建计算数学专业。1959年正式成立计算数学教研组，先生担任主任，我任副主任，协助赵先生专管计算数学专业的工作。开始只有从数学教研组调来的4名年轻教师和工程专业新毕业的教师，教研组总共只有8人，困难很多，新教师对改行搞数学信心不足。赵先生以自己原先也是先学电机工程，后学数学的经历鼓励年轻教师要树立信心刻苦钻研，并主动承担了给学生讲授“计算方法”课程的任务。在建设计算数学专业过程中，我们经常在一起研究教学和教师队伍建设，从教学计划制定到教师进修、科研方向确立等通过讨论取得一致意见。赵先生虽是有经验的老教授，但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从不训人，也不强加于人，在他手下可以放心大胆工作，心情舒畅。我们还经常参加国内计算数学的学术会议及学会工作，还有“计算数学”学报编委会，赵先生作为理事长和学报主编，也得到了计算数学界同行的尊重与好评，他们同样感受到先生的平易近人和民主作风。

　　在赵先生领导下，我校计算数学专业从师资条件和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文革”前已培养出200名本科毕业生和3名研究生。1980年以后又成为国内首批的计算数学博士点。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赵先生是计算数学最早的6位博士生导师之一、是全国计算数学学会一、二届的理事长和第三届的名誉理事长。

　　三

　　“文革”期间赵先生同样受到冲击，在工作组和工宣队进校期间，我们两度在一起隔离写检查，不能参加群众的会议，他从容应对、保持乐观精神。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五道口商店买绳子遇到他的一个老朋友，当时自杀的人多，他的朋友以为他想寻短见，劝他想开点，先生告诉他朋友我不可能走那条路。我们关在一起写检查时他从未表现出悲观情绪。后来他被工宣队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他私下告诉我，他自己并不认为自己反动，要戴什么帽子就戴好了，正是他这种乐观情绪，使他在“文革”中经受了考验。最近我见到了他的笔记本，了解到正是在他被批判的1967年和1968年，他还在从事计算数学的研究，这是多么的难解可贵！

　　1971年他从四川绵阳回校。计算数学专业已被合并到电子厂（后为计算机系），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我又和赵先生一起参加赴山东胜利油田地质调查指挥部开门办学，并承担“石油地震勘探数学处理软件”的科研项目。从1974年到1976年赵先生曾两赴胜利油田，地质调查指挥部领导对赵先生特别尊重和照顾，专门派小汽车到火车站接送（我和学生都坐大汽车），让他住招待所单间，吃小灶（我们四人一间，吃大灶），我们到野外参加地震勘探作业的劳动，他不用参加，只是中间乘车到野外参观一次，对比在集团挨批斗，戴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他感慨万千，心情舒畅，这是他“文革”以来最愉快的日子，认为这才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是工人阶极对知识分子的关心。在此期间，他一面为工农兵学员讲课，一面参加科研，提出一些新的数据处理方法，为完成任务发挥了重要作用，经过几年努力研制了在法国进口的IRIS计算机上找石油的地震勘探数字处理软件，此项目在1978年全国科技大会上获成果奖，他也在“williamhill官网学报”发表了两篇相关的学术论文。

　　四

　　1976年打倒“四人帮”前夕，工宣队已让赵先生退休，他虽不愿意但却没有办法，曾对我说自己至少还能干十年。到1977年他又恢复了工作，并首先招了计算数学研究生，1978年底集团筹建应用数学系，我和赵先生又一起回到新成立的应用数学系，赵先生被任命为系主任，我任新的计算数学教研组主任。根据新的国家科学规划，我们承担了“非线性方程组数值解”的研究项目。赵先生领导的有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参加的“非线性”讨论组是我系最早的讨论组，青年教师祁力群在第一年的讨论班上就完成了6篇学术论文，并于1980年参加了在西德举行的“区间数学”学术会议。他是第一个参加该学术会议的中国代表，其论文受到好评。20世纪80年代在赵先生领导下的“非线性方程组数值解”方向，使williamhill在国内计算数学界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也是从赵先生领导的讨论组开始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并一直协助赵先生指导他的博士生。赵先生晚年虽不再担任副校长和系主任，也不再担任校外的其他职务，但他仍然是计算数学的博士生导师，仍然关心着计算数学的发展和学生的学习，我还经常向他汇报学生情况和一起参加博士生论文答辩，直到他生病住医院前还一直坚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