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两大精髓：搞对激励，让市场发挥作用
——专访williamhill官网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中国改革的成就到底是怎样的呢？兼具中外视角的经济学者，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有启发的见解呢？近日，《第一财经日报》与第一财经频道《经济学人》节目联合采访了williamhill官网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
1 改革主旋律是减少政府干预
《第一财经日报》：有关改革开放30年，有一些有趣的说法。比如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成就巨大，是因为政府起了特别大的作用，跟其他国家的改革很不一样，对此你怎么看？
钱颖一：中国改革开放30年中，政府的重要作用是显然的。不过，要想真正认识改革开放过程中，发生变化的究竟是什么，就必须回顾改革开放之前（的情形）。从1958年到1978年，基本上是计划经济。那个时候，政府是无所不管的，没有民营经济，没有市场，多的是计划指令。中国的经济在那个时间段里，发展得很不理想，有很多波折。由此来看，改革开放重要的新举措是什么呢？我想应该是政府减少了干预，发挥了人的积极性，发挥了企业的积极性，发挥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第一财经日报》：就是说，政府的作用发生了改变？
钱颖一：是的。所以我认为改革开放的新变化，其主旋律是减少政府干预，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这并不否认政府在改革中的作用，一点都不否认。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改革之后与改革之前相比，主要变化是减少政府的干预，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甚至发挥基本的作用。
《第一财经日报》：也有一些人认为，在中国改革的过程中，政府发挥了一个巨大的作用，就是制度建设的作用。
钱颖一：政府在制度建设中的确是起到重要作用的，但制度也不完全是靠政府建设起来的。许多情况下，制度建设是上下互动的结果。比如联产承包制，就是从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开始的，然后逐步地推广。政府在推广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许多这样的制度创新是自下而上的。
固然，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也有不少。例如一些财税制度的改革、金融体制监管的改革。但是这些制度创新之所以被提上议事日程，往往是因为经济活动的变化在先，而政府要顺应市场的变化，作出反应。所以不能说制度创新全靠政府。
2 以文化特性解释增长需谨慎
《第一财经日报》：有不少人说，中国改革30年来所取得的经济增长是一个奇迹，世界经济史上很少有这么长时间持续高增长的先例。对此你似乎有不同看法？
钱颖一：应该说中国改革开放30年取得的经济上的成绩，是举世瞩目的。作为中国人是应该引以为自豪的。但是如果我们看得更宽一些，也就是说不光看中国，也看看周边的地区和国家，或者是整个世界，那么我们会发现9%~10%、持续二三十年的增长，中国并不是第一例。在我们之前，像日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有新加坡等，都有过类似的经历。当然中国比这些经济体规模大得多，这是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是从持续的高速增长来讲，中国并不是第一例。而且，中国增长的一些基本因素，比如说高储蓄、高投资、注重基础教育、对外开放，这些因素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高增长的阶段也发挥过显著作用。因此中国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可以说上述因素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比较普遍，存在一种独特的亚洲价值观？这种亚洲价值观对亚洲和中国经济的增长有一种推动力，在西方比较少见？
钱颖一：这是一个谈论了很久的话题，我想可以这么说，大家都看到了一些共同点或者规律，就是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都实现了比较高速的增长。人们想探究这是为什么，简单的一个联想，就是亚洲有独特的文化。但是要想在文化和经济表现之间建立起联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的时候，大家的说法全是反过来的，说为什么亚洲国家的发展不能跟西方比，就因为亚洲文化。现在，因为亚洲经济表现好，就马上说这也是因为亚洲文化。所以，我觉得这都过于简单了。我们看到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储蓄率都很高，比如在20%、30%，中国现在到了40%，而其他一些国家，拉美、印度，过去只有10%左右。人们很自然就会问，是不是因为文化差别呢？但是别急，你看看过去几年，印度的储蓄率也上升到了30%，拉美的储蓄率也上升到20%左右，那到底是文化的作用，还是有其他的未知因素也在发挥作用呢？我觉得简单地归于文化，是一个比较懒惰的做法。我并不是否认文化的作用，但问题是文化的哪一部分起了作用呢？
中国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这种作用是不是中国独有的，是一个很深刻的话题，需要进一步去研究、去理解。现在已有的研究，我觉得不够，还不足以令人信服。
3 改革精髓
《第一财经日报》：中国30年改革开放，应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如果要概括成功的主要因素，你会选哪些因素？
钱颖一：今年是改革开放30年，如何诠释改革开放的精髓，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按我个人的理解，中国改革的精髓在于两个方面，一是把激励搞对，二是让市场发挥作用。把激励搞对，有各种各样的形式，产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制度安排。改革最初阶段引入的承包制，后来讨论很多的公司治理等，都是为了把激励搞对。让市场发挥作用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仅仅有很强的激励还不足以发展经济——整个经济是由千百万人组成的，如何使每一个人的利己行为转化为全社会的福利，需要协调。市场通过价格、竞争等，能够使个人分散的活动增进社会的福利。这两条缺一不可。
《第一财经日报》：虽说这两条缺一不可，但在改革的实际过程中，先解决产权问题还是先建立市场机制却争论了很多年，这又是为什么呢？
钱颖一：我觉得，你提到的这种争论，不单是理论上产权优先还是市场优先的问题。因为改革在实际过程中，要面临很多制约因素。所以在某些阶段，解决激励、解决产权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可能更大。在另一些阶段，让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所带来的社会收益可能更大。除了考虑一定阶段下的收益，还要考虑一定阶段下引入这种或那种改革所可能带来的成本。说到底是一个收益和成本的衡量。从理论上说，一个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是激励和市场的作用，都能够发挥得很好。说起来简单，实现起来并不容易。
《第一财经日报》：改革和开放是否有主次关系或者先后次序？比如有人认为金融业应该改革在先、开放在后，过早开放有风险。你怎么看？
钱颖一：很难说改革和开放是一个简单的先后次序。我可以给你举出改革促进开放的例子，也可以给你举出开放促进改革的例子。过早开放有风险，固然是一种可能，但另一种可能是，不开放难以推动改革。比如银行改革，现在我们发现中国的银行比5年前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相对来讲比较稳定。但是这个改革的成果是怎么实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加入WTO，承诺2006年底金融业要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才使得中央下决心对大型国有银行做体制上的改变，注资、股份制、重组、上市等。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开放促进了改革。改革与开放，其实是相辅相成的。 《第一财经日报》：但可能也有人认为，就是因为中国金融业还不够开放，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冲击较小。回想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假设当时我国的资本项目完全开放，银行业比现在开放程度更高，那么中国也会和亚洲许多国家一起受到重创。这个观点你怎么看？
钱颖一：有一个明显的道理：如果你不出门，自然就不会被雨淋到。但问题是你不出门，也享受不到阳光。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金融业相对比较稳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金融业还不像其他国家那么开放，这么说是有道理的。但如何判断，中国是应该继续保持这种相对不开放，还是说要继续推进开放，则是另外一件事。我认为继续推进开放，好处远远大于成本。
4 好市场与坏市场
《第一财经日报》：你曾经说过，有好的市场经济，也有坏的市场经济。对此有些人提出不同看法，说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没什么好、坏之分。你有何回应?
钱颖一：这是对市场经济的不同理解。当时我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大家的讨论都是集中在计划与市场。计划是一种体制，就是资源的配置，需要由中央统一部署；市场是另一种体制，大体上是企业、家庭、个人自己作出配置资源的决策。为了不在计划经济里绕圈子，大家都认同一定要有市场经济。但认同市场经济以后，同样也会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么多市场经济，有些搞得比较好，多数搞得不太好？
这里就会牵扯到一个问题，即需要什么样的制度来保证市场经济表现比较好。达不到这些要求，它可能搞得就不好。我提出好的市场经济、坏的市场经济，主要是针对这个问题。尤其是我们现在都认同市场经济了，这个问题就更有意义。我们要探究什么样的制度安排，能够使市场经济发挥出最好的作用，能够使它在增长以及其他方面都表现良好。而为什么很多国家和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虽然也是市场经济，但是表现不尽如人意。只有这样，对理解市场经济的发展、展望将来的政策才会有帮助。
《第一财经日报》：你认为好的市场经济应该有哪几个要素？
钱颖一：这有好几个层次。这个问题同增长理论在过去几十年中的演变是很有关系的。最开始经济学家认为某几个基本要素非常重要，比如投资、人力资本、劳动力的增长等。后来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了技术创新、技术进步等要素。后来经济学家又发现，这还不够，制度很重要。再后来把一些文化的因素也加进去了。这是对经济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现在，大家一般认为制度因素很重要。过去认为资源很重要，后来发现很多资源很丰富的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都不尽如人意。而东亚，包括中国，这个资源尤其是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反而发展得比较快。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制度因素。
5 中国经济还有增长潜力
《第一财经日报》：由于内外冲击的影响，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相当严峻的挑战，可以说眼前有一个“坎儿”。有一些人认为中国经济无大碍，至少还能有20年到30年的高速增长；也有很多人认为这个“坎儿”还是非常严峻的，因为之前的增长方式已经不可持续了，未来如果没有一个大的突破，要保持过去若干年那样的高速增长是比较困难的。你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何展望？
钱颖一：过去20年，每年我们都听到一些经济学家说，“今年是‘坎儿’”。
客观地来看，这两种极端的看法，都不十分可靠。我觉得中国还会有一段时间——具体多长很难说，可能有10年左右——还会有比较高速增长的潜力。原因很简单，就是中国现在整体而言，还是一个人均收入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收入比较低的国家，资本整体存量比较少，所以在别的因素相同的情况下，资本的边际回报率会比较高。高速公路、机场、铁路还有不少需要建，住宅市场还有很大的空间，包括机器设备等都还有很大的增长余地。所以，说中国经济现在已经丧失了增长后劲，我觉得不现实。但是不是因为中国过去30年搞得这么好，下一个30年也能维持这么高速的增长呢？我觉得也不一定。原因也是同样：在未来30年中的某一个时候，中国会超越世界的平均水平，成为中等收入国家。到那时候，增长速度自然要放慢，这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到时候会有一些现在所没有的新的挑战。
《第一财经日报》：大约是什么时候？
钱颖一：这个很难说。有不少经济学家建立过不少模型，就我所见，有的说到2015年，也有的说到2018年。用来做预测的数据，都是历史数据，历史数据对预测未来是有一定用处，但要用它准确地预测未来，还是有困难的。很多的变化，例如技术的变化，是很难预测的。这次金融危机中就体现了这种困难，分析师们用的全是过去的数据，但一些技术创新，没有办法体现出来。在整体经济发展这个层次也有类似的困难。
《第一财经日报》：是不是从经济的几个基本要素，更容易看出经济增长的潜力？比如说劳动力，有很多人认为2015年、2018年或者2020年，中国的劳动力供应会遇到拐点。你对此有何预测？
钱颖一：关于中国的劳动力，我没有做过定量分析，没有办法给出一个确切的结果。就我了解到的来说，某一个年龄段、某一类型的劳动力是比较紧缺的。比如18岁到22岁之间的女性工人，可能比较短缺。但这种短缺是可以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得到缓解的，毕竟不是全面短缺。
6 美国金融危机，此国有化非彼国有化
《第一财经日报》：人们现在经常拿中国和美国来作比较，例如有人说中国在某一天就超过美国了。当前的金融危机似乎又让大家很有信心，有人说你看美国不行了，中国还是生机勃勃。你认为目前中国和美国的经济状况，能不能作这种比较？
钱颖一：首先我想说，中国人喜欢拿美国作比较，或者只拿美国作比较，是有历史和文化原因的。因为中国在历史上，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世界上最强的、GDP总量最大的国家之一。只是最近200年才失掉这个地位。所以中国人的心态是，我们有理由追求世界第一。有这样的这种志向，实际上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在分析问题的时候，还是应当有平常心。实事求是地讲，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比较快，美国也的确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但两个经济体毕竟是处于非常不同的发展阶段。按人均收入指标来看，中国现在的水平大致是美国100年前的水平。所以与其跟美国现在比，我觉得更有启发意义的是，跟美国80年前或者100年前进行比较。因为碰到的问题也很相似，像腐败问题、政府的监管问题等。关注现在的美国也是应该的，可以了解成熟的经济体会碰到哪些问题，尤其是我们如何追赶。总之不应该脱离我们现在的基本国情。
《第一财经日报》：在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之所以爆发那么严重的危机，就是因为自由资本主义过头了，所以美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国家干预，比如对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你对这种观点怎么看？
钱颖一：我觉得用“国有化”这个词本身就有一点误导性。在危机的时候，各方面都自顾不暇，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最后贷款人”，危机就会没完没了。现代金融中，承担“最后贷款人”这个责任的，通常是政府（还有比如IMF这样的国际组织）。在这次危机中，“最后贷款人”的职责就意味着，政府要出面向市场提供流动性。为了提供流动性，使整个经济再运转起来，必须注资。注资的结果，当然是增加了政府所持有的股份。但是也应注意到，西方国家在实施政府注资的时候，政府所获得的股份，往往是不包括控制权的一种所有权。这是个很明显的信号，说明目前的所谓“国有化”只是一个措施。所以，“国有化”这个词用在这里是不太妥当的，至少不应理解为中国人所惯于理解的那种“国有化”。
《第一财经日报》：也有一些人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中国没受到最直接的冲击，恰恰是因为中国金融业开放程度低，或者政府对金融业的控制力很强；而美国出现那么大的麻烦，就是因为美国政府力量太弱了，所以现在美国也需要加强。你对此怎么看？
钱颖一：至少是太简单化了，我觉得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比如中国的银行，国家现在持股水平是70%，跟国外完全私有的银行比，政府持股的比例是很高的；但如果跟过去比，过去是——就5年前都还是——国家持股100%。5年过来，从100%降到了70%，而我国银行的表现，应该说比5年前有了很大的进步。如果这样来分析，可以说减少政府在银行中的股份，能够让股权多样化，是促进银行业绩上升很重要的一种手段。
7 30年后的中国
《第一财经日报》：你是否可以为我们展望一下，30年后中国会怎么样？
钱颖一：30年前，可能没有人能想到中国今天会是这个样子。同样的道理，今天也很难想象30年后中国会是什么样。但有几件事情我想可以肯定：如果不出意外，中国一定会变成中等收入国家；中国肯定比现在更开放。
但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会有很多。比如刚才我提到过，中等收入国家有5%、6%的增长就很了不起了。我们过去30年习惯了9%（的速度），一到8%就紧张。
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以后，绝大多数人都要住到城市里了，中国历史上从来都是多数人在农村的，这就是几千年来第一次中国多数人住在城里了，会有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开放也会带来挑战，我们现在的开放程度相当之大。但我们也知道了，开放会带来很多不稳定因素。开放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这个是有目共睹。但是有巨大的收益，一定会有它的成本和代价。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绕不过去的，需要我们中长期的关注和研究。
（本文由本报编委杨燕青电视对话钱颖一录音整理而成，马俊整理）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2008年12月0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