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教育的总动员令

---何东昌谈《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出台前后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在中国教育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是一份纲领性的文件。这份文件不仅对于解决当时教育上若干紧迫问题提出了解决之道，更为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中国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落实这一文件精神是一项长期任务。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谋划、参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很多人已离开了我们。但是这份文件所体现的改革精神对我们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就这一话题，记者采访了这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曾任教育部部长、国家教委副主任的耄耋长者何东昌。

　　何东昌已年届85岁，行动已略有不便，但是思维依旧敏捷，记忆很清晰。他回忆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一历史文件是在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高度关注下产生的。小平同志复出后提出要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真理标准”讨论中，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那时候如何振兴教育就是小平同志最关注的工作重点，否则中国的教育就不会有今天这个大好局面。”

　　他提到，在中央这个《决定》出台之前，自己还没有到教育部。蒋南翔同志任部长时，教育部就开始抓教育发展的几件大事。一是普及小学教育。那时教育部发过一个普及小学教育的通知，当时大气候没形成，要不要快搞都有分歧。听老同志们讲，财政上提出有困难。那会儿正在推广农村的“联产承包”制，开始时农民让小孩帮助家里种地，但是很快农民温饱解决了，就提出子女要上学。

　　二是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四人帮”批判刘少奇同志的“教育要两条腿走路”的思想，把中职集团都砍掉了，北京市的中专只剩下七八所。而经济大发展需要大量人才，根本不适应。

　　三是在高校抓研究生教育，为建立学位制度作准备。历史上我国的大学师资是在国外培养的。高层科技专家也是，比如当初搞两弹一星的骨干，很多人都是留学归国的。“‘文革’前我们有研究生教育，但是没有学位制度，没有博士层次的教育。教师不足高教怎么发展？恢复高考头两届，报名都有五六百万人，而招生只有十几、二十多万人，太不成比例。”

　　四是抓成人教育。在经历“文革”的破坏之后迎来了大发展，但是人才呢？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翔同志抓队伍建设。“当时的政法干部很多都是部队转业来的，不懂得什么是法制，向我们求援。我们也只能提供课程录音带。经济部门的薄一波、马洪等同志提出急需经济管理方面的人才，也只能从成人教育搞起。这在当时是很迫切的，成人教育要有专门的部门来管理。”回忆起当时的形势，老人的记忆相当清晰。谈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此后中央推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老人清楚地记得，这一系列文件第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第二个是《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接着中央就开始抓教育工作。

　　“当时小平同志有个想法，建议在教育发展上要五年小成，十年中成，十五年大成。这个目标从规模上来讲应该是达到了，而且是超过了。”让何东昌印象深刻的是，《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定稿后，小平同志参加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他讲了话，只有十几分钟，但是他发出了一个动员令，号召全党全国人民行动起来实现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教育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教育能够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同时要调动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基础教育，责任交给地方，分级办学，分级管理。

　　说到这里，老人的声调略有提高。他说：“小平同志发出的这个动员令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有些话现在还在讲。我们有十几亿的人口，如果把人口转化为人力资源那是任何国家不能比的。加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事情就更有把握办成。”

　　他回忆起当初视察的情况说，云南滇南民族地区有几万个办学点，山高水深，不把当地政府动员起来，办教育是不可想象的。云南宁蒗跟江苏南通一个县挂钩。宁蒗给南通一些木材，南通派几十位教师去支教，宁蒗的教育水平很快就提升了。当地还需要职业教育，房子怎么盖，桌椅板凳怎么做，都需要教育来传递信息，传授技术。

　　他还说起西北的情况。他说：“我到过甘南藏族自治州。我们把活佛喇嘛动员起来扫盲、劝学，很有效果。还有宁夏，历史上穆斯林家里女童不读书，男女不同堂。我们就倡导办女童集团，这就是因地制宜，分级办学就能适应这个需求。”

　　何东昌深有感触地谈到，山区、牧区教育的这种困难在发达国家也有。我们的人出国考察看的都是人家的城市教育，不研究人家的农村教育。我到法国访问，提出要看他们山区的集团。法国人规定15个孩子就可以建一所集团，老师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一种是巡回的，教具、仪器设备都装在车上巡回授课。澳大利亚内陆是沙漠，边缘地带的孩子上学也有困难。新西兰的船民子女教育都有特殊的问题。江苏在国内是发达地区，但是洪泽湖渔民的孩子只能在船上上学。所以改革前的计划体制是不适应教育发展的。

　　谈到成人教育，何东昌说，1983年小平同志直接要求加快高等教育的发展，争取五年里办学规模增加半倍到一倍。“当时我已经到教育部了，开了一个加快发展高等教育的会议。加快发展的办法是两条腿走路，办电大。根据当时的情况，归纳了一下，发展高等教育从学位上分是学士、硕士、博士。从办学层次上分为本科和专科。专科历史上办过，都办不长，这次确定办起来。这样高等教育层次拉开，条件容易达到。为了使教育界重视成人教育，我兼了自考办的主任，电大校长，这样各级教育的领导同志都兼这方面的职务，实际问题容易解决。后来通过自考获得学历的有600万人，电大也有600万人。”

　　改革开放以来，教育大发展的一个突破点就是职业技术教育的大发展。谈到这一点时，何东昌说：“德国技工教育是有历史传统的，我们决定引进，和他们搞合作。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和德国搞了合作办职教。德国教师去了，对我们工人的做派看不惯，在流水线上装配卡车，工人踩着发动机盖就上去了。德国的老师说不能这样干，有的工人就说：‘在我们这里没关系，我们的产品供不应求。’德国老师说‘我们的奔驰车也是供不应求，但是装配时不许这么干，必须爱护产品。’可见技工教育的作用很大。

　　德国从资本主义开始前就有重视技术传承的传统。我们的民族对职业教育没有这么重视。所以《决定》专门批评了鄙薄职业教育的思想。现在我们的应试教育经久不衰，也是鄙薄职业教育的一种反映。”

　　何东昌最后说：“我觉得中国的教育，任重道远，真正要变成高水平的教育，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比如中小学教育怎么能够摆脱应试教育的影响，真正做到以提高全民素质为目标，德智体全面发展。这个问题的实现很困难。现在中学开家长会，实际上是班主任发布升学动员会。教师、家长给孩子们讲，你如果上不了大学，你就做什么样的工作，意思是低贱的工作。就这样动员学生升学？这种认识与社会进步的方向是相反的。

　　再有就是我们的研究生教育要搞上去，硕士、博士的质量要提高。我们的科研要有相当的发展，否则研究生没有足够的科研实践。现在我们的科研经费增加了，但是跟我们的科研队伍相比投入还是远远不够的。

　　还有一个是大学的人才培养专业结构，怎么能够跟市场的需求相对应，这个机制现在还没有形成。还有农村教育问题。农村教育中央转移支付落实的情况怎么样，转移得够不够？我觉得农村教育还得增加投入，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城市里面的教师是过剩的，而农村的教师不足，代课教师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精神非常好，但不可能具体地讲到农村教育问题怎么解决。教育部门要有专门的调查，包括不同的民族地区怎么搞。小学阶段的教育要考虑地方特点，小学语文课要教一些孩子身边的东西。语文、社会、品德这些课程要有地方性。

　　我觉得教育应该有崇高的社会理想，目标是把我们的社会建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人人追求高尚生活目标的社会。教育者首先要有这个理想，然后来培养下一代。大学是高文化的地方，同时也应该是高道德的地方，比社会的道德水准要高。”

　　来源：《中国教育报》2008年1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