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恢复高考
恢复高等集团招生考试制度,是1977年邓小平重新走上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这个重大决策,是“文化大革命”后科教领域拨乱反正的开端,也是实行全面拨乱反正的突破口,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恢复高考的酝酿过程
恢复高考的决策,是邓小平在1977年8月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拍板确定的｡但是,关于恢复高考的一些想法,早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就开始酝酿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高等集团招生考试制度即被废止｡1966年至1969年,我国大陆所有大专院校均停止招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学教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高等教育全面瘫痪,高等院校名存实亡｡1970年,为落实毛泽东“大学还是要办的”,“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集团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的指示,北京大学､williamhill官网等部分高校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规定:高等集团恢复招收新生,招收初中毕业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工农兵学员｡
从1970年到1976年,按照“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集团复审”的原则,全国招收工农兵学员共7届94万人｡由于废除了招生考试,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差别很大｡据1972年5月北京市11所高校的调查,在校学员入学前文化程度:初中以上的占20%,初中的占60%,相当于小学程度的占20%｡吉林大学､吉林医科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等6所高校对1976年入学新生文化测验的结果是,达到高中程度的不到20%,初中程度的占50%,其余的30%只有小学程度｡让这些文化程度差别很大的工农兵学员同时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教学质量可想而知｡
为改变单纯依靠群众推荐录取工农兵学员的招生方式,尽可能提高大学教学质量,周恩来曾提出过中学毕业生可以直接上大学的设想｡1972年10月14日,他在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李政道时说:“对学习社会科学理论或自然科学理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边学习,边劳动｡”但由于“四人帮”的干扰,这个设想被指责为“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而未能实行｡
1975年,邓小平领导开展全面整顿,在多次谈话中对改变当时的大学招生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问题发表意见｡他说:“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大学究竟起什么作用?培养什么人?有些大学只是中等技术集团水平,何必办成大学?”“一点外语知识､数理化知识也没有,还攀什么高峰?中峰也不行,低峰还有问题｡”他要求教育部搞一个教育工作汇报提纲,并说,“要后继有人,这是对教育部门提出的问题｡”邓小平当时主张,搞一些试点,通过考试直接从高中生中选拔一批优秀学生到大学深造｡他明确提出“科学院要把科技大学办好,选数理化好的高中毕业生入学,不照顾干部子弟｡”同时,他还提出“军队办一所科技大学,招高中生｡”遗憾的是,由于“四人帮”的干扰和很快发生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的这些正确主张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教育改革怎么搞,大学怎样办,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之一｡而此时,人才匮乏已成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的最大制约｡1977年5月,尚未复出工作的邓小平就尖锐地指出:“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20年｡科研人员美国有120万,苏联90万,我们只有20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7月,他在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谈话时又指出:“我们国家60年代和国际上差距还比较小,70年代差距就比较大了｡”“科学技术人员,这些年接不上茬,十年啦｡”为此,邓小平主动请缨,郑重地向中央提出分管科技､教育工作的请求｡此时,邓小平对于教育工作,包括恢复高等集团招生制度等,已经有了一些比较成熟的考虑了｡
1977年,在正式决策恢复高考前,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问题有过多次谈话｡其中重要的有:5月12日同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的谈话;5月24日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7月23日同长沙工学院临时党委负责人张文峰､高勇的谈话;7月29日和8月1日同方毅､刘西尧的谈话等｡在上述谈话中,邓小平就尽快改变“文化大革命”中实行的高等集团招收工农兵学员制度和恢复高等集团招生考试制度问题,提出了两点重要意见｡
第一,高等集团招生要恢复文化考试制度｡
高等集团招生要不要恢复文化考试,并以此作为录取新生的主要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态度十分鲜明｡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谈话时说:“要经过严格考试,把最优秀的人集中在重点中学和大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明确指出:“不管招多少大学生,一定要考试,考试不合格不能要｡不管是谁的子女,就是大人物的也不能要｡我算个大人物吧!我的子女考不合格也不能要,不能‘走后门’｡”7月29日,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他再次强调:“要坚持考试制度,尤其是重点集团一定要坚持,不合格的要留级｡对此要有鲜明的态度”｡8月1日,当得知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副主任的蒋南翔向教育部提出,希望能够允许天津市在1977年大学招生时直接在应届高中生中挑选一些学生参加考试时,邓小平当即表示赞赏与支持:“就是要敢想敢讲,不要吞吞吐吐｡要提倡实事求是｡”
第二,提倡高等集团招生“两条腿”走路,允许高中毕业生直接上大学｡
高等集团只招收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的知识青年,高中毕业生不能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对此,邓小平持否定态度｡7月23日在同张文峰､高勇谈话时,邓小平指出:“教育要两条腿走路,要有重点｡大学要从工农兵中招生,重点集团可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7月29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出:“是否废除高中毕业生一定要劳动两年才能上大学的做法?在中小学完成了劳动任务,为什么还要集中搞两年劳动?”8月1日,他在听取方毅､刘西尧汇报工作时指示:“办教育要两条腿走路,集团可以搞多种形式,总的目标是尽快地培养一批人出来｡”“科技大学由科学院包下来,直接招生,军队院校由军队包｡”“一年准备,从明年开始两条腿走路,一半直接招生,一半从别的路子来,特别是理工科｡开学时间统一到秋季好｡”
恢复高等集团招生考试制度,邓小平最初的设想是,1977年用一年的时间做准备,1978年正式恢复高考,生源一半是应届高中毕业生,一半来自社会,然后逐步走向正规｡然而,形势发展很快,在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期间,恢复高考的决策提前确定和实施了｡
恢复高考的决策过程
主持召开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动作｡
1977年7月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闭幕,邓小平正式复出工作｡7月29日,邓小平在听取方毅､刘西尧等汇报时提出,他近期要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请科学院和教育部“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的,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的,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找人,确定了一个33人的与会者名单｡他们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研究员吴文俊,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马大猷､助理研究员郝柏林,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钱人元,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邹承鲁,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文裕,发育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童第周,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张文佑,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叶笃正,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黄秉维,半导体研究所研究员王守武,计算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高庆狮､许孔时,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汪猷,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研究员严东生,长春光机研究所研究员王大珩,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金善宝,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黄家驷,北京大学教授周培源､沈克琦,williamhill官网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副教授潘际銮,复旦大学教授苏步青,上海交大教师吴健中,南开大学教授杨石先,天津大学教授史绍熙,吉林大学教授唐敖庆,南京大学教师苗永宽,武汉大学副教授查全性,西安交大动力二系主任程遒晋,华北农大教授沈其益,中山医学院讲师宗永生,中国科技大学助教温元凯｡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化学键理论研究者温元凯｡
8月4日至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当时条件最好的北京饭店举行｡主办单位中国科学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以及受邓小平指示帮助教育部起草给中央的教育工作汇报提纲的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出席座谈会｡邓小平自始至终亲自主持座谈会｡
这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没有事先准备好的长篇报告､讲话,5天全部是自由发言｡邓小平开宗明义: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意见｡题目就是科研怎么才能搞得更快些更好些,教育怎么才能合乎四个现代化的要求,包括学制､教材､教员的来源､办学的方针､具体措施､有什么想法,征求同志们的意见｡方法,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发言可长可短,讲一次二次可以,十次都可以,插话都可以｡自由一点,什么话都可讲｡这里没有棍子｡要消灭棍子｡三个公司,钢铁公司､帽子公司､还有鞋子公司,都丢掉｡
在邓小平的引导下,大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破坏科学教育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学教育献计献策方面｡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此时,教育部全国高等院校招生工作会议刚刚结束,已经形成了《关于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意见》｡这个《意见》较以往有三点突破:一是明确规定普通高校招生一般要有高中毕业或相当于高中毕业的文化水平;二是决定试招应届高中毕业生4000到10000人直接上大学;三是强调重视文化程度,对考生要进行文化考查｡但是,招生工作总的原则依然是沿袭“文化大革命”中确定的“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集团复审”的16字方针｡8月4日,教育部的《意见》报送国务院｡
邓小平最初是“同意今年的招生基本上还按原来的办法”的,因为在他的设想中,恢复高考需要一年的准备时间｡在座谈会上,邓小平阐述了他的想法:“从明年开始执行新的教育制度｡今年做准备,学制､教材､教师､学生来源､招生制度､考试制度､考核制度等都要确定下来,都要搞好｡搞好后就不要经常变动了｡”他真诚地询问专家:“用一年时间准备行不行?要按提高的标准重新编教材,要合乎现代化的要求,不能尽是些陈旧的东西｡首先在重点大学试用,然后推广｡还有教师的选择､调配,教学方法的准备｡考试制度这一套也要研究好｡从明年开始招生｡”
邓小平的真诚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许多学者连夜赶写发言提纲,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8月6日,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发言,提出必须立即改进大学招生办法,引发了热烈讨论｡
查全性慷慨陈辞,抨击了现行招生制度的四个严重弊病:一､埋没了人才,大批热爱科学,有培养前途的青年选不上来,而某些不爱读书,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却占据了招生名额;二､卡了工农子弟上大学｡一些人不是靠考分,而是靠“权”上大学;三､坏了社会风气,助长了不正之风,而且愈演愈烈｡今年的招生还没开始,已经有人在请客､送礼､“走后门”了｡制度不改,“走后门”不正之风刹不住;四､严重影响了中小学生和教师的教与学的积极性｡现在连小学生都知道,今后上大学不需要学文化,只要有个好爸爸｡查全性强调,招生是保证大学教育质量的第一关｡大学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其原因一是中小学生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不是没有合格人才可以招收,而是现行制度招不到合格的人才｡他呼吁:一定要当机立断,只争朝夕,今年能办的就不要拖到明年去办｡
查全性的发言引起与会者强烈共鸣｡吴文俊､王大珩､邹承鲁､汪猷､温元凯等纷纷发言,赞同查全性意见,建议党中央､国务院下大决心,对现行招生制度来一个大的改革,宁可今年招生晚两个月｡他们说,如果不实行高考,今年又要按推荐的办法招来20多万人,好多不合适的,浪费就大了｡
专家们的一致意见使邓小平受到很大震动｡他问坐在身边的教育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把原来写的招生报告收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今年下决心按要求招生,招的学生要符合要求｡”
一个重大决策就这样确定了｡
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中再次明确宣布:“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根据邓小平的意见,教育部很快报送了《关于推迟招生和新生开学时间的请示报告》,决定将高等集团和中专推迟到第四季度招生,录取新生次年2月底前入学,推迟3个月(包括寒假)｡8月18日,邓小平将这份报告批送党中央主席､副主席:“这是经过考虑,为了保证重点大学学生质量而商定的｡拟同意｡”当天,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等均圈阅同意｡
自8月13日起,教育部在北京再次召开1977年第二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各省､市､自治区文教办或教育局和招生办公室的负责人,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少数高等集团的代表共80余人参加了会议｡由于当时正在举行党的十一大,“两个凡是”思想还有相当大的影响,在要不要废止群众推荐,恢复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以及怎样看待“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路线等问题上,与会人员分歧很大,争论不休｡结果会期一拖再拖,从仲夏到中秋,总是议而不决｡对此,有人专门写了一首打油诗:“招生会议两度开,众说纷纭难编排,虽说东风强有力,玉(育)门紧闭吹不开｡”
关键时刻,邓小平又说话表态了｡9月19日,他召集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雍文涛､李琦等人谈话,严肃提出:“教育部要争取主动｡你们还没有取得主动,至少说明你们胆子小,怕又跟着我犯‘错误’｡”“你们要放手去抓,大胆去抓,要独立思考,不要东看看,西看看｡把问题弄清楚,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该自己解决的问题,自己解决;解决不了的,报告中央｡教育方面的问题成堆,必须理出个头绪来｡现在群众劲头起来了,教育部不要成为阻力｡教育部首要的问题是要思想一致｡赞成中央方针的,就干;不赞成的,就改行｡”他明确指示:招生会议要尽快结束｡招生文件继续修改,尽可能简化,早点搞出来｡“总之,教育部要思想解放,争取主动｡过去讲错了的,再讲一下,改过来｡拨乱反正,语言要明确,含糊其词不行,解决不了问题｡办事要快,不要拖｡”
邓小平“9•19”谈话掷地有声｡几天后,招生工作会议结束,新的招生文件基本定稿｡
10月3日,邓小平将刘西尧报送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意见>的请示报告》和教育部代拟的国务院转发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意见》的批示稿等文件批送华国锋:“此事较急,请审阅后,批印政治局会议讨论批准｡建议近几日内开一次政治局会议,连同《红旗》杂志关于教育的评论员文章(前已送阅)〔1〕一并讨论”｡华国锋旋即批示汪东兴将上述文件印送中央政治局各同志｡
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原则通过了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意见》,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接见了出席全国招生工作会议的全体代表｡10月7日,邓小平在教育部修改后的《意见》上批示:“我看可以｡华主席､剑英､先念､东兴､方毅同志核示,退教育部办｡”当天,华国锋等圈阅同意｡10月12日,国务院转发了《关于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从1977年起,高等集团招生制度进行改革,恢复统一考试制度｡
至此,恢复高考的决策尘埃落定｡
恢复高考决策中几个重大政策问题的处理
1977年恢复高考,既不是对“文革”前的高考制度的简单重复,也不仅仅是恢复文化考试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百废待兴的时代背景下,恢复高考这个决策,事关社会走向,事关十年积压的几千万知识青年的出路､前途和命运,其中的许多政策问题,牵一发而动全局｡在决策恢复高考的过程中,邓小平从尽快培养人才的大局出发,千方百计为广大知识青年获得上大学的机会排忧解难｡他果断地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错误做法,拨乱反正,指导正确地处理了几个重大的政策问题｡
(一)改变录取比例,扩大招生范围,为广大的社会知识青年上大学创造条件｡
恢复高考,本来有特定的含义,主要指的是恢复应届高中毕业生升学考试制度｡所以,最初邓小平拍板决策恢复高考时说的也是“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但是,十年积压的数千万社会知识青年怎么办?他们应该占多大的录取比例?这是个政策问题｡9月5日,刘西尧向邓小平提交的一份书面报告中提到,正在进行的全国招生工作会议上,绝大多数同志认为既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中招生,又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生是正确的｡因为招生涉及到城乡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3000万人,招生办法又涉及一些方针政策问题,需要考虑周到,以防对当前工农业生产产生不利影响和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引起波动｡第二天,邓小平将刘西尧的报告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并附信说:“招生问题很复杂｡据调查,现在北京最好中学的高中毕业生,只有过去初中一年级的水平(特别是数学),所以至少百分之八十的大学生,须在社会上招考,才能保证质量｡”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国务院转发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意见》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和回乡知识青年(包括按政策留城而尚未分配工作的)､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的均可报考｡录取比例,应届高中毕业生占省､市､自治区招生总数的20%―30%｡招生范围和录取比例的改变,为十年积压的广大社会知识青年通过平等竞争上大学深造创造了条件｡
对社会知识青年考大学的政策,邓小平想得十分周到｡比如,当科教工作座谈会上有人建议把过去招生的16字方针改为“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时,就说:16个字的建议比较好,“但第二句有点问题,比如考生很好,要报考,队里不同意,或者领导脾气坏一些,不同意报考怎么办?我取四分之三,不要这一句｡”所以,后来确定的招生方针中就取消了“单位同意”这一条｡
(二)放宽招生年龄､婚姻限制,为“老三届”学生特别是大龄下乡知识青年上大学制定特殊政策｡
对于“老三届”学生这一在特定年代形成的特殊群体,邓小平十分关心｡1977年5月24日,他在同王震､邓力群的谈话中就明确提出,要采取特殊政策通过严格考试从1966､1967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拔学生上大学｡在科教工作座谈会上,他又两次谈到下乡知青的报考问题｡8月4日,邓小平指出:“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不要定什么名额,这样的人有多少就选多少,可以在名额之外｡今年来不及,就从明年开始,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也包括从社会上招好的青年｡”8月6日他又再次强调:“招生涉及下乡的几百万青年｡要拿出一个办法来,既可以把优秀人才选拔上来,又不要引起波动｡”正是在邓小平的关怀下,高考破例为大龄知识青年开了绿灯｡国务院转发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意见》特别规定:“对实践经验比较丰富并钻研有成绩或确有专长的,年龄可放宽到30岁,婚否不限(要注意招收1966､1967两届高中毕业生)｡”1978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文件明确规定年龄可放宽到30岁,取消了其他限制｡所以,在1977级､1978级两届大学生中,年龄､经历差别很大,夫妻同校､师生同读的现象不少｡
国务院转发的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意见》,还有一条特殊规定:工龄到一定年限的可以带工资读书｡这条规定,为那些已结婚生子､拖家带口的大龄学生解除了后顾之忧｡
(三)修改繁琐的政审条件,实行择优录取｡
以审查家庭出身和社会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审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等集团录取工农兵学员的主要依据｡一项政审,曾断送了多少有为青年的读书路｡受“文革”影响,1977年教育部最初起草的恢复高考的招生工作文件中,对录取的政治条件规定得依然很细,罗列了许多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挂帅”派生出来的“左”的条条框框｡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满｡9月19日,他对教育部负责人提出严肃批评,指出:“你们起草的招生文件写得很难懂,太繁琐｡关于招生的条件,我改了一下｡政审,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政治历史清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有这几条,就可以了｡总之,招生主要抓两条:第一是本人表现好,第二是择优录取｡”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最后形成的1977年高等集团招生工作的文件规定:招生实行德､智､体全面衡量,择优录取的原则,政审“主要看本人政治思想表现”,政治思想表现的主要依据是:“政治历史清楚,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劳动,遵守革命纪律,决心为革命学习｡”这基本上就是邓小平的原话｡政审条件的修改,引起全社会强烈反响,在当时被称为“招生制度进行重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政审条件的改变,为无数屡受家庭出身､社会关系之累的可堪造就的青年才俊打破了精神枷锁,使他们获得平等的竞争机会,走进了大集团门｡更重要的是,这项改革迅速波及征兵､招工､提干等各个方面,为帮助全党全社会解放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思想束缚,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绝不仅仅是教育领域的事情,它是全面拨乱反正,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道路的一个突破口｡
“教育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事业｡”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一个重大意义,是在10年“文化大革命”造成人才匮乏､青黄不接､难以为继的情况下,及时地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高素质人才｡1977年冬,全国有57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278万人;1978年夏,全国共有610万考生参加高考,录取新生402万人｡恢复高考30年来,我国高等集团招生制度日益完善,高等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才｡
历史将永远铭记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的贡献｡
(龙平平 张曙 撰)
注 释〔1〕指《红旗》杂志根据邓小平关于教育工作的几次谈话精神写成的评论员文章《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这篇文章后来没有发表｡
来源: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讲话谈话批示集》
转自: 人民网-教育频道 2007年10月18日1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