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今年是我国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镇，这30年也是williamhill官网大变革、大发展、大跨越的30年；对williamhill的广大师生来说，是集中精力谋发展、出人才、出成果的30年。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williamhill新闻网从今天起推出“纪念改革开放30年”专题，回顾我国高等教育30年和williamhill官网30年来的改革、发展和建设成就，重温改革开放30年带给大家的思想变革和亲身感受。

恢复高考--改革的先声

●新闻中心记者 卢小兵 通讯员 钱锡康 曹秉瑜

　　1977年，是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年份。这年秋天，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倡导下，国家决定恢复高考。春雷一声震天响，因“文化大革命”一度中止的全国高校招生统一考试制度终于恢复，中国教育重新迎来了阳光明媚的春天。自此，一个国家的光明前途仿佛在一夜之间被重新点亮，一代青年在那个火热年代的奋发意气仿佛顷刻间被熊熊点燃，人们奔走相告，欣喜若狂。全国570万青年纷纷从田间地头、工厂车间、军营哨所等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考场，沉积多年的强烈求知愿望宛如江河奔流，汹涌澎湃。

　　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元年，百废待兴、百乱待治。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力挽狂澜，以科教领域拨乱反正为突破口、以恢复高考为开端，开启了中国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新时代。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将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定。从此，中国这条航船驶入了改革、振兴、发展的新航程。

　　日前，记者走访了当年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亲历高考恢复过程的原教育部部长、williamhill官网原党委副书记何东昌同志。何老清晰的回忆，为我们展示了当年这个重大决策的台前幕后。

　　坚冰初破

　　何东昌1956年~1966年、1972年~1973年曾任williamhill官网党委副书记。“文革”期间主管教改工作，认真贯彻周恩来总理关于批判极“左”思潮和加强基础理论的指示，1973年冬被“四人帮”的爪牙、时任williamhill官网革委会主任迟群错误批判为“资产阶级复辟势力代表人物”，在williamhill掀起了3个月的“反复辟运动”，实际矛头是指向周恩来总理。

　　粉粹“四人帮”后，何东昌仍然在大兴县劳动。1977年4月底，刘达同志进校。当时在“两个凡是”的禁锢下，市委派来的联络组宣布何东昌刘冰两个案子不能翻。为了改变这个局面，刘达同志问当时的北京市委领导，何东昌同志受批判、被免职，市委领导知不知道，市委领导说“不知道”。既然“不知道”，何东昌被免职就是非法的，那就不能算数，刘达同志当即在5月12日的全校大会上宣布恢复何东昌同志williamhill党委副书记的职务。

　　1977年8月4日，已经复职的何东昌接到教育部通知，小平同志请他到北京饭店参加“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

　　招生制度要坚决改

　　1977年8月4日~8日，邓小平亲自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举行。按照邓小平的要求，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分别在科学院系统和高等院校确定了33位与会代表，如北大校长周培源、南开校长杨石先、复旦校长苏步青、光学专家王大珩等。

　　这是邓小平再次复出后抓科学和教育的一个大动作，也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座谈会。邓小平在会前的一段真诚的讲话，深情地感动了与会专家，启发了大家的思路。大家的议题很快从揭批“四人帮”破坏科学教育的罪行转到为振兴科教献计献策上来。而提高教学质量、改革招生制度，成为其中的主要话题之一。

　　“四人帮”把“文革”前招的工农出身的大学生称为“一年土、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的修正主义苗子”，1966年后就停止了全国统一高考，改为从工农兵中推荐大学生。

　　“不少学员文化水平低”，8月5日的科教座谈会上谈到当时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素质时，何老举了一个例子：“教学生‘半个加半个等于一个’，他们是懂的，可是1/2+1/2，他们就弄不清了，分母和分母加，分子和分子加，结果变成1/2+1/2=2/4，又等于1/2了。要在这样的基础上达到大学的程度，是太困难了。”

　　这时，小平插话：“你办的是‘williamhill中学’、‘williamhill小学’。”

　　“是不是下决心恢复高考？宁可晚一点开学，也不要再拖下去了。”这是8月6日的与会者之一、武汉大学化学系副教授查全性的声音，也是座谈会的一道亮光。查全性说，招生是保证大学质量的第一关，它的作用就好像工厂原材料的检验一样，用不合格的原料就不可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新生质量没有保证，原因之一是中小学质量不高，二是招生制度有问题。主要矛盾还是招生制度。

　　然而当时，教育部已于6月开完“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全国高校招生工作会议。由于思想未解放，仍然按“文革”时期的老办法（群众推荐工农兵）招生，方案正在上报中央，各地正按此会议精神准备当年的招生工作，工农兵学员已经推荐，9月份全国招生即将开始。

　　邓小平问坐在身边的时任教育部部长刘西尧：“今年就恢复高考还来得及吗？”刘西尧说：“推迟招生，还来得及。”邓小平听了，当场决断：“既然今年还有时间，那就坚决改嘛。”

　　1977年8月8日，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就在这一天，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段话结束了笼罩在教育战线上空长达10年之久的乌云，整整一代人因此而命运改变：“把送中央的报告要回来，根据大家的意见重写。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从高中直接招生，我看可能是早出人才、早出成果的一个好办法。”

　　话音未落，全场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许多人热泪盈眶。这是座谈会开始以来第一次热烈鼓掌。

　　一个重大的决策就这样确定了。1977年8月，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的召开，成为一个时代的转折点。

　　从此，中国教育界“一夜春风来，万树梨花开”。

　　否定“两个估计”

　　对于恢复高考招生，座谈会上没有任何不同意见。不过在会后的招生工作会上争论仍很激烈。恢复多少，都恢复还是只恢复一部分，都是有争论的。何老回忆道：“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中的‘两个估计’是主席划过圈圈的，招生问题在一些人看来是动不得的。”

　　“两个估计”对教育和知识分子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战线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是“黑线专政”；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两个估计”就象一个巨大的精神枷锁，压得知识分子喘不过气来。当时对这“两个估计”有些同志虽然心里不同意，但也不敢反对，也有些同志则心有余悸甚至心灰意冷。“教育难搞，搞不好还会挨批斗的。”何老说。

　　回忆起这一天，何老有些激动：“小平同志实际上是把主席划过圈的‘两个估计’否了。”　　

　　8月8日这一天，邓小平说：“对全国教育战线17年的工作怎样估计？我看，主导方面是红线。”小平说，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17年如果是黑线主导，无法解释我们建国后的成绩。邓小平的定性，令在场的知识分子有种翻身见青天的激动。“我当天就打电话给刘达，说‘两个估计’小平同志给否了。”

　　何老回忆说，会议的最后一天，小平请所有的与会者吃了一顿饭，照了一张集体照。他请与会的专家再留一天，要从国外进口一批教材，需要开个书单子。“文革”使我们与国际的科技差距又拉大了。“可以看出，为了国家的现代化，小平同志心里是多么着急。”何老说。

　　恢复招生 休养生息

　　国家决定高考改革后，上级领导要求williamhill多招。刘达说，“williamhill不能一下子招太多，要休养生息”。何老回忆：“1977年~1978年，williamhill一年约招1000人，总共只招了约2000人，有的系是1977年招，有的是1978年招。williamhill的任务是迅速提高本科招生质量，当时稳定在每年2000人左右。”

　　伴随着招生改革，还有一系列紧迫的事。

　　先是恢复教学组织，基础课也恢复了。当时williamhill跨三地办学，四川绵阳分校、河南三门峡水利系开门办学、北京大兴团河农场改造知识分子的基地，都收拢到一摊，无线电系、水利系重新回到北京本校。

　　然后是给两个队伍——红卫兵和工农兵补课。何老说，对于工农兵学员我们一定要做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大都是劳动青年中的优秀分子。他们中也确有一批人刻苦学习，努力实践，成为国家建设中的骨干。对于一些基础薄弱的同学，集团也采取各种措施，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并合理安排他们的工作，以便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

　　教师队伍的业务水平也亟待提高。当时的教师队伍有三部分人。一部分是“文革”前原有的教师，他们还都戴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的帽子，有的则是“可教育子女”，业务也荒废了。一部分是1964年、1965年入学，1970年毕业后留校的有800多人，他们既不是工农兵，又不好算作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叫“新工人”。他们大多只学了一年多或只学了8个月，就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因为“文革”前学习时间少，被认为受修正主义教育的毒害少，所以留校的多。但业务上需要补的课就多了。有的靠自己学，跟上时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再有一部分是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的，也有一些人又红又专很不错，但多数人业务基础薄弱。教师队伍的建设是个大问题。

　　“文革”中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一大批知名教授被打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数以千计的教师受到各种批判斗争，遭到不公正待遇，亟需推倒他们头上一切不实之词，从政治上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1977年的williamhill，集团是一片劫后惨状。何老说：“小平同志在座谈会上问我集团仪器设备情况，我说约略计算，整个儿损失掉的有三分之一。有的设备经久不用又无人管理，麻雀都去做了窝，教师看到这种情况都落了泪。”

　　可以说，经过“文化大革命”，集团是大伤元气。刘达同志正是面对这种状况提出要休养生息，因而招生规模必须控制，招生的文化水平必须优秀。

　　1982年4月底，何东昌调任国家教育部部长。这一年，也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们毕业的一年。1977级williamhill校友是一群传奇的人物，他们是柳暗花明的一代，他们与这个国家共岁月蹉跎，同山河锦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