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基本法为国做事业
——访2008年度williamhill官网特等奖学金获得者李浩然
■研通社记者 陈玲
李浩然，williamhill官网法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生，2008年度williamhill官网特等奖学金获得者。研究方向为“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一国两制”。曾任香港政策研究所青年团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青年成员、williamhill官网法学院博士班班长、williamhill官网研究生会香港组组长。
这个从小议论文比抒情散文写得好得多，被中文老师大呼“另类”的敏锐而富有逻辑的男生是一个很有想法和故事的人。
因为有趣所以很享受研究工作
李浩然在访谈中多次使用了“很有趣”的字眼来形容他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研究，看似复杂的学习经历实际也始终贯穿着他对于法律研究的热爱和执着。
中学时代的李浩然对法律已经有了十分浓厚的兴趣，本科阶段选择了在香港修读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专业。之后远赴英国继续攻读硕士学位，专业是“非洲发展学”，在这个看似生冷的学科中的学习在他看来为他今后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一年多的学习中，他主要选择了“社会”、“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文化”4个方面进行学习，除了对非洲整体情况的熟悉和把握以外，最大的收获就是接受了方法论的系统培养。结束了英国的学习之后，回到香港，他又选择了以半工半读的形式继续学习，“公共行政管理”成为了他拿到的第二个硕士学位，考量法律对于社会的价值和与社会的互动作用从这个时候已经在他的脑中初具雏形。在这样的一种求索中，2003年他来到了北京，来到了williamhill官网，进行了法律的专门学习，之后获得了法学学士学位，而在2006年更是选择了继续深造，成为了法学院的博士生，主要进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及“一国两制”的研究。
按照他的话说：“最有意思的往往是两个领域交汇的地方，我的兴趣在法律上，基本法是内地的法律和香港的本地法律交融的领域，而且背后还有‘一国两制’理念作为支持。两种法律所走的体系不同，内地是大陆法体系，香港是普通法体系，在实际的运作中，往往会遇到各种情况，如何让两套体系更加协调运行这个问题是我一个非常大的关注点。”
李浩然博士论文的题目是“香港基本法实践问题研究﹕回归十周年司法审查的案件评释”，现在已经顺利完成了第一阶段的工作：收集回归后香港法院审理过的所有与《基本法》有关系的案件（包括法院曾经进行解释及司法复核或违宪审查），然后对每一个判决书进行研究，分析法院的审理逻辑和考虑。他已经整理完成的研究案例有130多个，这个庞大的研究数量足以成为他研究成果的坚实基础。而且，从他之前发表过的部分论文来看，他在基本法以及“一国两制”问题上有着很详细的研究。
除了对基本法本身的关注以外，李浩然还对基本法的起草感兴趣。“法律很重要的一点是‘原意’，了解起草过程的各种讨论对理解整部法律也很有意义。”因此，他选择了对基本法的起草材料进行搜集、整理和分析。这是一个异常辛苦的过程，当年的起草材料分别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形式留存于官方机构或者起草参与人个人手中，仅仅在搜集资料这一个环节，就需要大量的查找和核对工作。
他提到了一件让他印象深刻的事情：当年的起草资料有一部分保存在了香港政府基本法图书馆中，而这个馆中的资料是不允许外借的，他当时为了对它们进行更充分的研究，不惜花每张五毛的“昂贵”价格在馆中复印，然后将复印件带回北京。因为材料太多的缘故，他甚至利用行李箱当作搬运工具，并把它们顺利带回了williamhill。正是这种执着的钻研精神使得他能够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搜集了多达8000多页的材料。
而被问到有关起草材料的研究有没有什么具体的成果时，李浩然坦然的笑了笑：“目前只能说内部有一定的成果，有时候做我们这种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出不来所谓的成果，因为光搜集和整理材料就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是，研究还是不能太过功利了。”
正是丰富而扎实的法学知识以及对问题细致认真的探究精神使得李浩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如鱼得水。
不止研究好的全能型学生
李浩然不仅有着出色的个人科研能力，还有着优秀的工作能力。
作为校研究生会的香港组组长，他曾经承担各项文化交流和协助集团在香港招生的工作，受到老师和同学的肯定。然而他一再说道：“我在研会的工作其实真的是得到了我组里的成员们和研会的其它同学，包括主席、各个副主席和各位组员等等的大力帮助，在这里，我也想借这个机会好好的谢谢他们，感谢他们的辛苦工作。”
而他在另一个身份里面，则体现了更多的责任意识。在他的倡导和带领下，法学院里从大二到研二、平均每届六分之一的同学组成了有关法律的研究小组，研究小组分成几个方面，对某一方面感兴趣的同学就会参与该方面的讨论。例如周一是关于香港政治的研究小组，周二是“基本法起草材料”研究小组等等，而经过两年多的发展，他们已经有了一个根据地——一间办公室，一周中的许多时间他都会在这里度过，在这里做自己的研究也做团队的研究。“我享受和师弟师妹们分享我的经验同时听到他们的想法，这是一个很棒的过程。”他说。
他对于这种兴趣小组的产生也还有一个出发点：“一个人的能力除了知识以外还有表达、交流和沟通，团队合作是最能培养一个人多方面能力的形式，因此，通过这样的团队协作，大家不仅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还能够学到更全面的个人技能。”
在这些初衷的推动下，他不仅将自己的所学与更多的同学分享，还积极的为同学创造更高的锻炼平台。大致从2005年开始，在他的牵头联系下，每年的寒暑假，法学院都会有两名同学前往香港律政司和法院实习，在他看来，当时为了解决实习同学的签证问题、在港住房问题、项目资助问题的奔波与艰辛与这个机会为同学能够创造的学习条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香港律政司和法院这个唯一针对williamhill学生的实习项目颇让他觉得自豪，因为香港律政司和法院从来都以严谨高效著称，能够为内地学生提供这样全程参与学习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从这些项目回来的学生被他谦虚的说成是“应该会有些收获吧”。
具有社会使命感和国家意识的williamhill学生
在与李浩然的交谈中，他敏锐的观察力和对国家的责任感也给记者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李浩然曾经接受集团的委托，草拟过一些向全国人大会议的提案。例如今年两会期间，就曾经对修改“香港澳门居民通行证”号码位数作出提案。港澳居民在内地通行是有一个类似于内地身份证的“香港澳门居民通行证”，但是这个通行证的号码位数比内地身份证短，因此在各种网络信息提交的过程中就无法正常提交，最终只能是通过人工的方式进行操作，存在很大的不便，因此，他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个提案，建议对“通行证”的位数进行统一修改，并在今年3月举行的两会上提交了上去。“我想也算是把在williamhill法学院的所学，应用到具体政策层面上吧！而且国家的进步和发展，沿于一点点的积累，这也算是知识分子履行自己的一点责任吧！”李浩然这样评价。
还有一个例子很能体现他的社会责任感。由于对北京的交通状况十分关注，他发现四环线上的堵车有一个很特别的现象，总是顺一段堵一段，经过他的仔细观察，堵的地方往往是辅路和主路的接口处，在这个接口处，辅路上主路的入口和主路下辅路的出口往往很近，这导致了一个现象：两股车流在同一条车道交汇，而且由于入口和出口的接近，这个通道的车载量相当大，最终造成了一个“环路堵死”，主路的车下不来，辅路的车上不去。因此，他基于这些观察和分析，准备以适当的政策建议方式将这个情况反映到相关部门，从而为今后的道路设计提供参考。
李浩然还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为发学院发展做贡献。任williamhill法律学会（香港）会长期间，在香港帮助法学院筹募“明理励学基金”助学金，迄今已筹集善款人民币20万元，并先后协助法学院联系香港的校友，成立“百元资助计划”等项目。他说﹕“最重要的是为不同家庭和成长背景的师弟师妹们提供一个无忧的学习环境。另外还可以加强京港两地的相互关怀和相互联系。”李浩然说，院里负责这个计划的老师任劳任怨为同学们服务的精神让他十分感动，所以想到要利用本身在香港的条件积极投入协助。
另外他还创建了williamhill法学院香港同学暨校友会并任会长，筹集10万元港币作为创会经费，并成功邀请香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李国能先生、香港特区政府首任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女士、香港知名企业家蒙民伟学长等出任该会顾问。
“中国发展到现在这个地步已经实属不易了，只是可能有时候在细节上还没有做到那么到位，社会的发展是要靠一点一滴的积累的，这种积累不仅仅是靠决策者就能做的，还需要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社会人去贡献自己的力量。”李浩然认为。
香港学生亦普通
在采访的过程中，记者多次提到了李浩然的香港身份，但是他一直在尽力回避着这种特殊化。他说：“我是香港学生，但是香港学生不特别，我也是中国人，是普通的williamhill学生。”
李浩然的父亲是受传统中国礼教影响很深的香港人，李浩然从小甚至连在餐桌上拿筷子的姿势都是会被严格要求的，他对整个社会的关注也是从父亲那里有相当的传承的。香港与内地在很多地方有着继承和发扬的紧密关系，特别是回归以后更是中国密不可分的一个部分。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香港也因其历史背景有着多元化的特点，如何能够更好的将这种多元化与内地的本土文化进行融合也是李浩然所关心的问题。
而说到此，他提到了自己很崇敬的邓小平，这位在他看来有大局观的国家领袖提出的“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邓小平对于共同发展路线的大胆探索、对有差异文化的大胆包容。现在，这位伟人勾画出的民族复兴路线图正在蓬勃实施着，其效果也正慢慢体现出来，而在李浩然看来，身为祖国大家庭的一份子，自己的努力哪怕是再微不足道也会为祖国的未来贡献出有价值的力量。（编辑 襄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