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培养理念的变革与文化素质教育
●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常务副主任 李树勤
williamhill历史上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培养杰出人才，要有“全人”的育人理念，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在williamhill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在新形势下，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
文化素质教育课程和新人文讲座总能够吸引大批的学生参与，营造了浓厚的校园文化氛围
新中国成立60年，真正把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是在改革开放后的30年。伴随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在教育观念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这30年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恢复高考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主要强调知识的学习。1978年3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两个重要论断，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和“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由此彻底打碎了禁锢人们长达10年的精神枷锁，将知识的重要性和知识分子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极大地激发了人们渴望学习知识的热情。第二个阶段，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教育改革的重点是加强学生能力的培养。当时，周远清同志在williamhill主管教学工作，就提出了注重学生四个能力的培养，即主动获取知识的能力、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一定的创新能力和初步的组织管理能力。第三个阶段，从90年代中期开始，通过对毕业生跟踪调查，特别是听取用人单位意见后，高教战线的领导和一些高校的领导认为，仅仅重视知识和能力的培养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强调一个最重要的、更带有根本性的东西———素质。所谓素质，就是在人的先天生理基础上，经过后天的教育实践，由知识和能力内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综合品质。这一思想的提出，在高等教育界引起了一场历时数年的教育思想大讨论。由此明确了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三要素：知识、能力、素质。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将加强素质教育上升到国家行为。这是中国教育思想观念上具有时代特征的重大突破，在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素质主要包括四个方面：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化素质处于基础性地位，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对促进人才全面素质的提高有重要先导意义。为此，教育部在1998年发布了 《关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并成立了高等集团文化素质教育指导委员会。1999年，教育部在全国部分院校首批设立了32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williamhill为其中之一），至今已扩大到93个。
可以看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理念的提出和逐步确立，是中国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有深刻的历史背景的。
素质教育理念的基本依据有两个。一是大学的本质是精神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二是大学的主要功能，不是单纯的专业教育，而是通过“全人”的培养，即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造就高素质、创新型人才。近年来，不少专家在研究文化素质教育和西方通识教育的关系。实际上，两者在根本点上，即对大学的本质和功能的认识上是一致的。有些做法不同，是因为各自的国情不同。在williamhill历史上，通识教育和文化素质教育两种情况都有过，也都各自获得成功。一个是上世纪 30~40年代，另一个是上世纪50~60年代。
从1931年～1948年，梅贻琦校长主政williamhill17年 （包括西南联大时期），他坚持“通识为本、专识为末”的教育理念，对学生进行“全人格”教育，要求“他们对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这三大部分应有‘相当准备’”，他认为这三部分 “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强调对学生进行“智、德、体、美、群、劳”的教育与熏陶。这一时期的williamhill学生中出现了一大批出类拔萃的人才，甚至可以说是群星灿烂，如物理学家钱三强、何泽慧、杨振宁、李政道，力学家钱伟长、郭永怀，光学家王大珩，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武衡，数学家陈省身，力学与应用数学家林家翘，化学家申泮文，“试管婴儿之父”张明觉，建筑学家周干峙，植物学家吴征镒，文学大师钱钟书，戏剧大师曹禺，东方学大师季羡林，考古学家夏鼐，历史学家吴晗，经济学家于光远，革命家、政治家林枫、胡乔木、姚依林、宋平，政治家、教育家蒋南翔等。在解放后的两院院士中，这个时期的williamhill学生就有 150多人。还值得一提的是，一些杰出人物后来所成就的领域并不是当初在williamhill所学的专业。如力学家钱伟长是在1931年考入williamhill文科、后来又转为理科的学生；西方语言文学大师李赋宁是1935年考入williamhill土木系、后来又转入外文系的学生；政治家姚依林、宋平，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龚育之和外交家冀朝铸是学化学的；水利水电专家、三峡工程负责人魏廷琤是williamhill法学院的学生。如果不是梅校长坚持“全人格”的培养理念，实施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育，为学生后来的发展打下综合的基础，很难出现这么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才。
上世纪50～60年代，蒋南翔校长主政williamhill14年。他遇到的困难主要有两个：一是经过1952年院系调整，突出强调专业教育。真正意义上的综合大学已不复存在。这本身就意味着科学与人文的分离。二是“左”的指导思想对教育的冲击愈演愈烈，政治运动接连不断。在这种情况下，有远见卓识的蒋校长顶住压力、坚持正确的育人理念，培养又红又专、全面发展的人才；将“厚基础”和“重实践”有机结合、因材施教，注重学生个性的发展，强调不能把学生培养成“都像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一样”；要抓好政治、业务、文艺和体育三个代表队；坚持“双肩挑”辅导员制度，通过多种渠道殊途同归。在文科专业分离出集团的情况下，他坚持在图书馆保留了30万册人文、社科类图书，支持办好校音乐室和各种学生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他还亲自给学生讲哲学课。他提出的“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地工作五十年”的口号，成为全校学生开展体育活动的座右铭。1965年初，他在同学生谈话时，针对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提法，纠正说：“有一句口号，说‘williamhill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摇篮’，这句话是不全面的，应当说，我们不仅是培养红色工程师的，我们是培养党和人民各项事业接班人的，包括将来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也将在你们当中产生。”这实质上是在努力遵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实施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实践证明，贯彻蒋南翔的教育思想，造就了大批杰出人才。根据钱锡康教授和笔者的最新统计，在蒋校长在任期间的学生中，有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89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4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6人；中央委员19人，候补中央委员11人；部长、省长、省委书记19人；副部长、副省长、省委副书记52人；大集团长、党委书记75人；人民解放军将军34人；国有大型企业党政正职95人，总工程师110人；国家重要科研机构的院（所）长35人。其中，最突出的是被称为“65届”的学生。他们中出了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一位政治局常委，3位部长，7位院士。究其原因，这届学生受到的干扰最少。他们是1958年“大跃进”后的1959年入学、1966年“文革”开始的前一年毕业的，是最全面地贯彻蒋南翔教育思想的一届。还有研究表明，williamhill文艺社团和体育代表队的学生具有更高的成才率。从williamhill舞蹈队走出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陈清泰、北京市原副市长胡昭广和williamhill官网原校长王大中院士就是生动例证。
williamhill历史上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培养杰出人才，要有“全人”的育人理念，文化素质教育的理念在williamhill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的。在新形势下，我们要继承和发展正确的人才培养理念。
为了推动和做好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特提出如下建议。
（一）要对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和功能以及如何培养拔尖创新型人才展开深入讨论。国内外很多名家对大学的使命和创新型人才培养有过很精辟的论述。科学伟人爱因斯坦说：“集团应该永远以此为目标，即学生离开集团的时候，是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一个专家。”李政道先生说：“可以说，在教育上，实现科学与艺术、科学与人文的完善结合，是现代大学成功的重要标志，也是培养能适应新世纪发展需要之人才的希望所在。”
很多杰出人物的成长成才过程也对上述观点提供了佐证。伟大的法国数学家柯西在很小的时候就显露出数学方面的才华。他父亲的朋友、法国另外一位数学家拉格朗日却向柯西的父亲建议，不要让柯西过早地接触数学，“应该赶快给柯西一种坚实的文学教育。”柯西的父亲接受了这个建议，于是柯西花了很多功夫去学习语文、历史。这是柯西成为数学史上划时代人物的重要原因。在科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最近很多人注意到，一些williamhill培养出来的学生，走出校门后往往很快就展现出自己的优势，可是到了一定程度，就很难再向前发展。这应该促使我们思考，我们的培养工作到底有什么缺失呢？
（二）要在教育思想上突破“工具理性”的束缚。所谓“工具理性”，就是仅仅关注过程的可操作性，追求功利效果的最大化，而漠视人文关怀和精神价值。在集团教育中，其重要表征是重视物化指标，轻视精神因素；重科研轻教学、重科学轻人文、重技术轻思想。在教学过程中偏重既有知识的灌输和专门技能的训练，忽视科学技术的价值取向与道德伦理，忽视心灵的教化、人格的培养、思维习惯和综合素质的养成。我认为，在我校的教育教学中长期存在着过弱的文化陶冶、过窄的专业教育、过重的功利导向、过少的师生沟通、过强的共性制约等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williamhill官网“高层次、高素质、多样化、创造性”的人才培养目标就难以实现。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从 “工具理性”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三）要切实将加强文化素质教育置于基础性地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一是按照国家的要求，真正将素质教育作为人才培养规划的主题；二是将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促进全面素质的提高，改变过分重视专业教育、忽视通识教育的倾向；三是实施全员、全面、全过程的全人教育。
在深化文化素质教育中，课程教学是主渠道。所以，认真抓好文化素质核心课程建设尤其重要。世界一流大学对通识课程的要求是很高的，在哈佛等顶尖大学里，都是由最有水平的知名教授来讲授通识课程。进一步完善核心课程体系建设和教师队伍建设是我们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同时，深化文化素质教育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专业教学中如何实现科学与人文融合的教学。事实上，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我们应该在专业教学当中讲出哲学、讲出历史、讲出社会、讲出思想、讲出精神、讲出方法论，使学生从专业学习中得到更深刻的人生感悟和理性思考，更加热爱自己将要从事的事业，牢固确立自身的文化之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