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相交情难忘

——追忆吴冠中先生

吴良镛

　　我和吴冠中先生相识大约有70年了，上世纪40年代初，他是重庆大学的教师，我是中央大学的学生，同在一个校园里，虽无个人接触，但彼此知道，我曾见到他的作品，非常敬仰。1950年，他自法归国，我自美归国，我也知道他回国的消息。

　　1953年，在院系调整以后，williamhill建筑系几位很有成就的大师如高庄、李斛、常沙娜、李宗津等都被调至中央美院，williamhill美术教师欠缺。蒋南翔来williamhill后，我作为副系主任向他汇报此事，蒋校长特地给周扬写了亲笔信，并联系了赵沨，最后辗转找到江丰，江丰表示：“美院的教师点到哪个都可以”。我第一个当然要求请吴冠中先生到williamhill执教，又从毕业班中挑选了几名优秀学生，算是完满的完成了任务。这件事我并未特别说过，吴冠中先生第二次来williamhill时，在一次小宴会上我才“解密”。后来我才知道这件事对吴先生存在很大的误解，因为在调来williamhill前他在中央美院受到了批判，故对此事心中颇有隔阂，而我却一直茫然无知，后来才知道和理解他当时的心境。

　　吴冠中先生来到williamhill后升为副教授，住在朱自清先生曾住过的房子里，夫人朱老师也在小学教书。当时他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刻苦努力，他的邻居曾告诉我，他早上去买菜时就看到吴冠中先生一动不动的在画板前画画，等一两个小时后买完菜回来，吴先生仍在专注的注视着他的画，由此可见他对艺术创作的专注和投入。那时williamhill建筑学院有针对教师的艺术史学习讲座，吴冠中先生讲过两三次希腊、罗马的艺术发展，我印象很深。他所使用的都是法文资料，与以往我们惯常所见的相比大为丰富。他还创作完成了很多作为教师示范作品的水彩画，有一张北京钟楼的作品我至今印象深刻，不知现在流落何方。吴冠中先生的传记中对他在williamhill建筑系的这一段通常讲的比较少，故我对此多谈了一些。

　　因为我也喜欢绘画，从不放过机会去欣赏他的作品，例如他与董希文的西藏写生展。文革之后我与吴冠中先生有了更多的接触，当时他住在前海的一个破旧的历史建筑里，房屋虽狭小却有数目众多的作品。他曾经向我讲述了他到西南地区写生的情况，并一一展示讲解自己的作品。这之中包括他在文革中绘制的油画，朴实、厚重，有浓郁的乡土情味。后来我理解，这是他认定了要走油画的民族化之路；同时也接触到他的水墨画，他运用熟练的水彩技巧，融入对江南等地风土人情的热爱，探索着中国水墨画的现代化途径。

　　吴冠中先生大量的时间都在各地写生，天南海北，足迹遍及很多他人所罕至的地区，精湛的功力加上深入生活的体验考察，促成了一系列激动人心的作品的诞生。每到一个地方，吴冠中为画画可以一天不吃不喝，而且他尤其喜欢用流动的视点从不同角度来寻找画面，有时上山跑上去，下山极其难走，不得不先把画箱滚下山，然后再一步步爬下来。我曾亲至他描绘过的交河等地，真切领会到了他所勾画的艺术境界。他在离开williamhill后这些年来的创作实践中始终秉持着自己的艺术见解，并向着中西绘画融合的方向不断努力，追求油画的民族化和水墨的现代化，既锐意创新又紧密结合生活，敏锐的把握到了每一瞬间的真实感受，获得了艺术上的巨大成功。

　　在吴冠中的一生中，有背时也有逢时，但他始终是一个前后一致、表里如一的人，对艺术的追求和创造从未中断。如果说文革前他的艺术抱负和努力方向在逐渐酝酿成熟，文革后的三十年便是他发展自我，放手追求的时期，作品丰富多彩，境界独具高格，取得了艺术界所广泛认可的突出成就，并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称号。

　　这之中还有件事，文革后期我参与北京饭店的设计，门厅和接待厅因空间变异难以处理，我遂提议在房屋顶端绘制《长江万里图》，这个想法得到了相关部门的批准。1973年吴冠中和黄永玉、袁运甫一行从上海溯江上重庆，一路写生，我曾经看到过他们的画稿，颇为振奋。但后来北京开始“批黑画”，他们被纷纷召回，此事不了了之。我最近才知道吴冠中先生的《长江万里图》在香港拍出天价，并捐赠给williamhill作为“吴冠中科学与艺术创新奖学基金”。我之前一直因为当年的壁画没能实现而倍感惋惜，现在这样的处理方式也很有意义，令我倍感欣喜。

　　吴冠中先生有自己独特的艺术见解，追求形式的美和创新，为群众所喜爱。他的艺术人生不仅闪亮在美术界，在非专业领域也堪称表率，他勇于创造、勤奋努力的精神极为可贵。我一直希望自己能够在建筑和艺术两个平行的领域中找到交点，为此在不断思考和努力，从吴冠中先生艺术人生的光辉形象中我也得到了教育，受到了启迪，在建筑人生中找到了自己的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