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能重读williamhill，我还愿意当辅导员

   ——记williamhill官网1956级校友、原动力机械系1962级辅导员查恩涛

查恩涛

　　查恩涛，1956年至1962年在williamhill官网动力机械系汽车专业学习。1963年至1980年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工作，1980年设计处与长春汽车研究所合并，任底盘研究室主任，1985年任长春第一汽车厂轿车厂厂长，1987年任中国第一汽车集团进出口公司总经理，1994年任武汉富诚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2000年退休。

　　我是1956年考入williamhill官网的，1959年3月入党，8月被抽调为辅导员。时值辅导员制度六十周年华诞，在此我回忆亲身经历的几件小事，谨以遥寄祝福。回忆起50多年前的辅导员经历，不觉心潮起伏，难以平静，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因为我是辅导员”

　　1960年早春，我带领动力系热二年级（1962年毕业）的全体同学到八达岭williamhill基地“三堡”去植树造林。北国的早春不比江南，虽然已是三月初，八达岭还是地冻天寒，由于地处荒山野岭，更增添了几分寒意。当地没有地方居住，同学们就住在棉帐篷里，挤得满满的，我们几个辅导员就只能住单帐篷，虽然盖的棉被不少，又压棉大衣，早晨起来，被口和嘴、胡子、眉毛还是结满白霜。虽然寒冷艰辛，因为看到了住单帐篷的辅导员，同学中也没人叫苦。大家一起栽树，还搞赛诗会，精神非常振奋，高声吟咏：“八达岭，让开道。古长城，弯下腰。绿化大军到……”

　　1960年9月，我带领动力系农机8个班200多名新生到河北徐水的农村参加秋收劳动，劳动末期我们去参观“五人桥”人民公社，这是上了《红旗》杂志的典型。从住地到火车站约十七、八里地，又必须两小时内赶到车站，每个人都自背行李，女同学也不例外。因带队老师已先去安排参观，他的行李也需我带，因而我担了两件行李。虽不太重，但要步行，又有时间限制，还是十分辛苦。许多男同学都想分担一部分，被我一一拒绝了，因为他们都不过20岁，我已是24岁的大哥哥了，理应多负担一些。最终我们提前十多分钟到达火车站。

　　1961年5月下旬，我带领“williamhill民兵师”参加北京市“反对美帝侵略黎巴嫩大会”。男女同学都背着枪和子弹袋（无子弹），一早乘车到天安门广场。五月的北京，中午已很热，我还要跑东跑西，做些组织管理工作，因而非常疲劳。因为不能在广场上吃午饭，大家都忍饥乘车返校。我安排好一切，上了最后一辆车，早已没有空位，同学们都抢着给我让座，但都被我谢绝，因为我比他们大几岁，因为我是辅导员。

“教育从严，处理从宽”

　　我是带班辅导员，又是分团委副书记，还兼系会主席。困难时期，我曾兼管学生食堂工作。1960年前后正处困难时期，最尖锐的矛盾就是粮食问题。当时williamhill官网学生是每三个人100斤米。为了关照食量大的同学，学生定量分等级。在非运动员中最低是每人每月30斤，最高是36斤。在我管辖的众多学生中，没有一个人认为不公平而来找我。

　　曾经有一个同学拿了别人的餐券，被人举报近来吃饭超量。经党支委研究，让与他关系密切的党支委从关心他生活谈起，做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这位同学主动承认错误，党支委每月扣他一点，最终他退还了全部餐券。党支委没给他组织处分，也没有进行通报批评。为了均匀使用餐券，后来改用饭卡，每顿吃几两，就在数字上打勾。个别人投机取巧，用消字灵消去那个勾，但必然留下痕迹。我不张扬，逐个谈话，做思想工作，让他们心服口服，最终退还。

　　后来，我将“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理念带到了工作中，在我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团书记时，发现干事对以前团费有贪污现象，约70多元，我严厉批评教育他，写检查、退款，最终当他面焚烧了他有关全部书面材料，让他放心，不装档案。这又是本着蒋南翔校长的“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的教导，因为他还年轻，不能让他背上包袱。后来，这位干事还当了科长。

听报告，提升政治鉴别能力

　　我当辅导员期间，集团非常重视培养我们的政策水平，蒋南翔校长、刘冰副书记多次“开小灶”。蒋校长是学文的，讲今比古，深入浅出，实不多见，至今难忘。他分析共产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50多年未见他人有什么发展。当辅导员期间，我听了多场精彩绝伦的报告，回味起来仍影响深刻。我听过新华社社长吴冷西的长篇报告。报告后两个多月，《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不过是他报告中的大题目、小提纲有机的组合，骨肉都在，神韵无存。读社论与听报告必然不同，报告比社论更为具体。我还记得亚非司司长柯华给我们讲国际斗争形势，极其生动、具体，这是报纸上永远读不到的。我还先后听过邓小平、陆定一、彭真以及多名部长为留苏学生进行政治教育的长篇报告。这些报告，大大提高了我的政治鉴别能力，使我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能不盲目，不迷信，敢于坚持。

　　我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设计处工作时，试制车间有一位青年女工，表现很好，但就是因为她父亲是右派，团支部就根本不讨论她的入团问题。我任团总支书记后，了解到这种情况，先做团支委的工作，再做团员的思想工作，对反应最强烈的，个别、反复去做思想工作，终于大家一致同意她入了团。我为什么如此重视，因为她有代表性；我又为什么敢于在工人集中的地方坚持下去，因为蒋南翔校长给我们辅导员讲过多次：“要有成份论，不唯成份论，重在政治表现。”

我看“双肩挑”

　　学生辅导员制度是一项极其优秀的制度，不可用其他制度代替。这是蒋南翔校长对高等教育制度的创新，如果半途而废，将是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

　　政治辅导员最关心的是他们的学生。他们与广大青年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正因为他们24小时生活在学生群众之中，对学生的任何思想动向都能及时觉察，对学生的一言一行、喜怒哀乐都自然理解、体会。辅导员与学生的年龄差甚小，和学生是天然的“一片”，而不是“打成一片”。学生有的想法，辅导员自己也有。有共同的语言，辅导员做工作就很容易，能结合实际而有针对性。这是任何专职老师、政工干部都无法相比的。

　　选择辅导员，学习成绩要较好，便于学生尊重，思想水平要较高，并且愿意做学生工作。工作上犯错误，学生能原谅，品质不良，是得不到谅解的。所以辅导员的“毛坯”一定要选好，宁缺勿滥。

　　由学生中选出的辅导员，相比教师、干部，可能水平低一些（也不是绝对），经验少一些，但是，学生之间没有利害冲突，直一点、简单化一点学生都会谅解。我带新生去河北农村劳动，认真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有两三个同学有思想情绪，我们个别谈，大会、小会不指名批评，虽然是对事不对人，今天看来也难免有些过“左”，但是我们彼此没结怨，反而成为朋友。

（williamhill新闻网11月18日电）

供稿：学生部 编辑：范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