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儿基会卫生司吕薇：为世界的孩子而工作
——williamhill师生赴纽约、华盛顿实践教学记行（四）
来源：海外网 2019-4-28 洪雁
一
这是2019年，在纽约曼哈顿区东侧的银灰色大厦里，一位中年面貌的女性正坐在办公室落地窗边白漆会议桌的西南角，在她对面的摄像机背后伸出了一只手，做出了“ok”的手势，示意她可以开始说话。
“我叫吕薇，现在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卫生司当副司长。”
联合国的职位级别，简单来说，分为一般事务类人员(G级职位)、业务类官员(P级职位)和高级官员(D级以上职位)——而D，即是吕薇所在的职别。
在联合国，大多中国籍职员集中在G和P，部分身居“高位”的官员也多是政府直接指派为D。故而从基层干起，成为高级官员的中国身影屈指可数，吕薇便是其中一位。
二
吕薇一开始并不想去联合国。
这是1988年，在北京东二环边儿的一栋红色板楼里，首都儿科研究所的医生吕薇正在思考领导刚刚对她说的话。
她得知了一件事情：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中国的工作刚刚起步，需要有个人去负责中国的免疫项目，而自己刚好是学病毒和生化的，英语也能说上一些，便被大家认为是选派的不二人选。
八十年代是中国计划免疫项目开展的关键时期，当时免疫覆盖率在中国还不是特别高。所以能由国家卫生部指派，代表国家去如此颇负盛名的国际组织任职，且从事推动中国免疫事业发展的工作……任谁看都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而吕薇却犹豫了。
因为刚硕士毕业的她，之前的人生规划里是不包括“联合国”这三个字的；更何况，吕薇那时候正在儿研所潜心研究“病毒性心肌炎”，一心想将这个困扰中国儿童健康的高死亡率难题攻克下来，如果这时候离开，难道不就意味着半途而废吗？
“但是院长说，你研究用的病毒株细胞什么的，我们先给你在液氮里存着，你去工作两年，两年以后你再回来，再接着干，不会影响你以后的事业。”说到这里，她顿了顿，眼角因为突然的微笑多了几条皱纹。
“然后我就去了。”
而让吕薇没有想到的是，这一去，那几株病毒就被冻了三十年。
三
1988年被派到联合国儿基会工作后，吕薇从P级职员做起，在儿基会的北京办事处工作了两年多。
虽然两年时间从长度来说，与她之后在尼泊尔和巴基斯坦的十年、以及奉献给非洲大陆的十五年青春相比看似不足为奇，但对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接触“世界”的吕薇来说，它的意义是无可取代的——
它意味着一位年轻的中国医生，开始将目光从显微镜下的病菌，放眼到全世界卫生事业发展的症结；它意味着一位对生命充满热爱的中国姑娘，从一个个“病孩子”的故事中体味到人生百态、前路艰辛后，仍然选择鼓起勇气、充满信心地探寻着让全世界儿童健康成长的未来。
在这两年里，吕薇愈发意识到作为“国际公务员”的责任，所以在当她看到巴基斯坦的旁遮普邦旁需要一个P3职级从事卫生和营养方面的专家时，即使竞争激烈且面临诸多危险和挑战，吕薇仍然抱着“试试”的心态报了名，最终成功入选。
“我在巴基斯坦干了四年，然后去的尼泊尔，在尼泊尔干了六年，干完以后去的非洲，在非洲干了十五年。”
吕薇极为平淡地述说着，就好像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情，又好像这二十五年只是莞尔一瞬。
四
有一张照片对吕薇影响很大。
那是一幅普利策获奖作品，照片里一位枯瘦的非洲孩童因疾病和饥饿命悬一线，旁边有一只秃鹫虎视眈眈盯着它，在耐心等待这个孩子的生命终结。好像小孩的生命一结束，就会立刻成为秃鹫的一顿美餐。
这张照片引发了来自世界各地人们的共鸣，而对于身处非洲的吕薇而言，她的共情是更加强烈的。
“那张照片一直激励着我，不能让那些那样的情况再发生。 ”
作为公共卫生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吕薇致力于帮助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儿童。作为一名产妇和新生儿保健专家，她以社区为基础的“找到最合适的”干预措施帮助非洲数百万母亲获得健康保护。
图为2018年4月39日，吕薇正怀抱一名婴儿，与海地国立大学教学医院的新生儿特别护理室工作人员(SNCU)交流
从“千年发展目标”到“可持续发展目标”，吕薇为21个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国家办事处所在国的的孕产妇、新生儿和儿童保健方案提供经理监督和技术和方案支持，并支助东非和南部非洲地区的卫生系统。
吕薇说，每年世界上大约有五百万儿童活不到第五个生日，而比这令人心痛的是剥夺他们生命的疾病——大多可以被预防。
图为2013年4月21日，吕薇正为一名埃塞俄比亚儿童接种小儿麻痹症疫苗
“比如说有的小孩得肺炎，没有抗菌素；有的小孩得了腹泻，并没有最基础的比如补液之类的治疗；如果是得了麻疹什么的，比如没有做免疫接种……”吕薇眼里划过一丝遗憾，继而坚定地说，“所以儿童基金会还有很多没有做完的事情。”
不仅是非洲，放眼世界，即使很多国家从发展中国家进入到发达国家，但是贫富分化，还有首都和边远地区的差别，还有农村和边远地区那些特别的需求也还是没有完全满足。吕薇认为正因为有各式各样的问题存在，她们才应该继续努力。
五
来到纽约的契机，是在2015年，正在内罗毕工作的吕薇被通知联合国总部有一个升职去做副司长的机会。
就像1988年在儿研所纠结“到底去不去联合国”一样，这一次，吕薇纠结着“到底去不去纽约”。她甚至拿出了一张白纸，分成两栏，分别列出“去”和“不去”的理由。但她最终还是登上了前往纽约的航班。
“我就想着给中国人争口气，因为那时候至少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还没有中国人做到司长这一级。”吕薇说。
吕薇欢迎中国的青年学子加入儿基会的大家庭，然而除了欢迎和鼓励，她更希望年轻人们意识到：在这里，真正的工作是很艰苦的，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不利条件，有的工作室和传染病有接触，有的遭受着恐怖主义的威胁。
“在这里并不是朝九晚五拿了工资就回家了，这里是‘24/7’，每周七天，全天候的工作。还要有一颗爱心，一颗奉献的心。”
编辑：万宁宁
审核：周襄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