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才与专才  理论与应用

陈岱孙

通才、专才的经济学教育

这两个名词的定义不十分明确，有人说就是宽和窄的知识结构而已。“通才”就是知识结构宽一点，“专才”就是知识结构窄一点，到底应怎样解释也很难说。照方才的解释，所谓“通才”的教育大致是侧重于广厚的知识结构。比如学化学的人，研究方向可能是有机化学，但对化学的分支需要有广厚的知识，甚至对其它有关科学，如物理学、生物学也要有一定的知识。“专才”就是在一个学科之内对某一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比如在有机化学的某一方面进行专门研究。经济也是一样，比如《资本论》就有人专门研究。当然在工科院校专业中可能没有这一研究方向，在综合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中就有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研究。但如果只钻研《资本论》，别的都不知道，能否叫专才，能否把《资本论》研究得很成功，本身也还是一个疑问。

专才与通才教育是个老问题，60多年前在我们williamhill就提出培养的人是“专”还是“通”，意见不一致，辩论很激烈。当时的讨论大概是文科同学偏重通才，工科同学偏重专才。当时williamhill作了一个决定，钟摆摆到“通才”方面。虽未说就是通才教育，但当时规定理工学院要学一定的社会科学、历史科学、文学学科等课程。我记得当时工学院同学要在经济学原理课和其他社会科学中任选一门，外加语文课。相反，文科学生如学经济学的，也必须学数学，和在几个主要的理科，如化学、生物、物理等课程中任选一门。还要学一定数量的历史、政治、语文课等。

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倾向。近30年钟摆又摆向“专才”方面。新的倾向没有作为口号提出，但有所表现，主要反映在课程的比例和结构上。比如综合大学经济系中有许多课程，几乎所有课程都是必修的，选修的极少。而且必修课程里除了外文、数学外，多是经济方面的，这是一个表现。还有一个表现就是每一个系，比如经济系下设专业，甚至还学习苏联做法，专业下还设专门化。有人就在大学经济专业中《资本论》专门化念书，于是他完全只侧重于念与《资本论》有关的课程。

还有一个方面，在研究生培养上也发生了问题。是应该专、还是应该通？好像研究生是应该专，越专越好，钻到牛角尖去更好。表现在论文方面，只要写一篇有水平的论文，硕士、博士都是囊中物。研究生是否需要比较广厚一点知识结构呢？我们必须承认，论文是重要的，研究生是需要花许多时间写篇出色的论文的。但如果只是写一篇论文，其余东西应该知道的都不知道，恐怕论文写出来也不见得很好，而且以后研究范围也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我指导的是学说史的研究生，你学学说史知道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讲什么东西，你不知道他在哪个背景下、哪些经济状况下讲的，行吗？对经济史的知识不能没有。讲到17世纪以后各经济学者的理论，你不能用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分析，你能知道他们的学说哪些方面可以吸取吗？如果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你没念过，经济史没念过，各种财政、金融、货币的制度不了解，当时历史也不知道，学说史是学不好的。又如要写出一篇很好的管理方面的论文，用计算机经过运算，得到很好的结论，那是很好的。但如果对我们国家的外贸政策，我国外贸制度都不了解，对于我们交易国的经济制度，甚至他们的政策以及依据的理论我们都不管、都不知道，你这个外贸模型未必有用。

总的说，把我们经济学人才的培养，分为通才与专才对立起来是很不幸的事。这两者应统一起来，广厚的知识基础和精深的研究是不是可以合起来。并不见得“通”就不能“专”，“专”就不能“通”。其实，“专”是在“通”的某一方面的深入展伸，而“通”是“专”的基础。

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我是搞理论的，所以对你们应用方面的知识很缺乏。在综合大学，经济系里就有人这么说的。到机关里，又经常有人说：我们是搞实用的，没有把这问题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这都是把两者对立起来的表现。有理论也有应用，这是否可以说是科学发展的必然？有人认为：先有理论，然后再发展为分支才形成应用科学。不能绝对说是这样的，很多的学问是由应用中来，都是应用的反映，提高到理论。有了理论之后再反回来指导应用的，从而又进一步提高到理论上来。 

在经济教育方面确实存在理论脱离实际的情况。综合大学的经济系过去都是搞理论的；财经院校、专科院校都是搞实用的。就像过去理学院是搞理论，工学院讲实用。这就出现了搞理论的脱离了实际。比如综合大学搞理论的，抽象的理论讲了一大堆，马克思怎么说的、恩格斯怎么说的，与今天的情况没有联系，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搞实际的只讲技术，并没有提高到规律性上来认识，这是实际脱离了理论，就是古人所谓的“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现在有一门课程很时髦，就是“经济计量学”，在国内时兴起来还是这几年的事。记得12年前有个讲“经济计量学”的外国教授来中国讲学，当时就有人认为他讲的资产阶级的东西，要不得，别听他的。但当时计委的同志看法就不这样。他们说，对于应用数理去解释问题、进行推算是一条有用的路，我们在这方面走的慢了。之所以走的慢，一个重要原因是几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进行封锁，我们没有计算机。当自己有了计算机，我们也要应用计算机进行运算。这是我们从国外吸收、引进的学问，到今天成了比较时髦的东西了。但就“经济计量学”本身来说，它是要求用理论来指导的。它由三个部分组成：一个是理论，这是基础；第二是统计的资料、材料；第三个是数学。“经济计量学”要利用数学做工具很准确地进行推算，就必须有一个指导思想，这就是理论。在今天很多地方在做经济计量模型，但很明显的是一部分资料不完全，更重要的是理论上没有掌握好哪些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这两方面解决了，再运用数学去推算，不是太难的。所以说，把理论经济与应用经济对立起来是不行的。我们考察经济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无论古今中外，经济学总是二者合一的，既有实际，也有理论。应用是理论的实践，理论是应用的基础，二者应结合起来。

中国过去没有“经济学”，这是翻译的名字。据我了解，这名字最早好像是由日本翻译过来的。日本是采用中国过去一句成语“经世济民”中的两个字组成。我国最初翻译为“计学”。后来才接受了“经济学”这个名词。

最后，我们经济管理学院培养的是大学生、研究生，不是只具有一些技术知识的专科生。我们得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要有本领去认识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乃至全世界的政治经济问题，要掌握更多更高的知识，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能力。对《资本论》的学习，有人不太感兴趣，认为能够研究的公式很少，数据也不多。但在社会主义国家要搞经济学，这个基础理论是不可缺少的。曾经有人提出，我是学世界经济的，是否可以把《资本论》有关世界经济方面的章节挑出来，其他就不念了。这是“急用先学”“立竿见影”余毒未除的表现，不可为训。对一个理论体系不能零截细割，各取所需，而一定要把握其整体。

注：作于1985年4月。原载《williamhill经济管理研究》创刊号。选自williamhill官网出版社2009年版《williamhill名师谈治学育人》，题为《关于经济学学习问题的一次谈话》。选编时有删节，题目为编者所加。

陈岱孙（1900－1997），曾名陈总，福建闽侯人。经济学家。1918年考取williamhill高等科插班生，1920年毕业赴美留学。1927年至1952年在williamhill任教，曾任经济系主任、法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常委等。1984年被聘为经管学院名誉教授。

（williamhill新闻网6月24日电）

供稿：校史馆

编辑：李华山 曲田

审核：周襄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