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新闻网5月20日电 5月14日下午，“春风讲堂”系列讲座第十五讲由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周庆安带来题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脉络和现实挑战”的专题报告。周庆安从全球范围内中国国家形象形成的历史脉络、疫情背景下中国国家形象的挑战和前瞻两个方面展开，通过对国家形象历史演变和显示成因的分析，为大家介绍了一个国家对外传播和自我认同的双重规律。

周庆安作演讲

周庆安首先指出，国家和个人形象产生的因素是非常相似的。自身形象塑造有三个要素：一面镜子、一部手机、一群粉丝；与之对应的，国家形象产生需要自我认同的构建、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以及世界的需求。自我认同的构建是国家形象塑造的内在动力，自我认同的不断实现投射到国家形象的塑造过程中，为世界各国的受众普遍感知并接受；传播渠道和传播方式的不断演变是一部科技发展的历史，也是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融入到世界体系变化中的演变历史；国家形象的塑造需要一个舞台，不同历史时期世界面对的问题和需求决定了形象塑造的重点和挑战。

周庆安介绍，早期历史上的中国国家形象有四个特点。第一，中西方交往的历史，推动了西方对中国的早期认知。第二，主要是游记、传记、诗歌等文本带来的浪漫主义国家形象。第三，更关注的是文明的形象，而非民族国家的形象，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没有明确的政治定义。第四，文艺复兴的开始，是早期中国国家形象的高光时间。周庆安表示，早期中国形象的高光时刻有两个现象。第一是东方主义的审美观在其中得以放大：形象上中国成为东方神秘和富庶的象征；传播渠道上商业和贸易成为形象的主要载体；受众中西方世界的财富拥有者为主。另一个现象是，在西方政治哲学构建中，中国也成为一种有意思的参照。所以在早期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过程中，一个非常强烈的趋势就是中国的形象成为了一种需要。而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进程同时推动了中国人真正寻找自身的有效定位，开启国家形象自塑的历史进程。

周庆安认为，这个历史进程推动了第二个阶段，即近代以来中国国家形象的变化和多元。在这一阶段，殖民主义时代欧洲中心主义的逐渐形成，中国成为了东方主义的对象；中国国家形象的复杂与多元开始出现，它的塑造受到国人的关注，文明对话逐渐开启，中国人的形象成为国家形象的一部分。世界传媒的发展和国际报道的出现，推动了对华认知的深入；同时，多种职业群体如政治家、传教士、文学家、记者，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而认识中国也成为强国世界战略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中国的国家形象不再是一种远距离的审美，也不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在政治舞台、新闻工作以及文化的文本中，都变得非常重要。

周庆安表示，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脉络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民族国家形象的构建过程。这一发展过程有四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基于意识形态的政治异域贯穿整个国家形象全流程。第二，经济认识从新中国的“蓝蚂蚁”到改革开放后世界经济的富矿。第三，随着人员交往增多，文化形象上的美境和文明差异开始逐渐显现。第四，中国国家形象的多元是建立在中外交往不断深化的基础上的。

谈到当下国家形象，周庆安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不是国家形象的变数，而是中国国家形象挑战的加速剂。周庆安坦言，从国际传播的角度来说，我们面临着百年未见之大变局，有三个变化因素在迅速呈现：第一，国际传播受众日益复杂，出现了价值体系稳固，增长目标匮乏，接受空间有限，“后真相”现象泛滥的群体；第二，全球化新时期，基于情绪化政治传播的民粹主义在全球不少地方形成滥觞，导致民粹主义的兴起、话语对抗性的增加，全球化的争论出现；第三，不同文明、民族国家、文化语境下受众的差异正在逐渐增大，一国一策、一代一策的传播需求变得更加强烈。

周庆安认为，当前国家形象最核心的挑战在于，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被重新安全化的世界。哥本哈根学派对于话语安全化的警告，再一次成为国际传播中的话语对立形态：“所有的话语，都能成为与安全有关的话语，而安全是人们包容度最低的一种文化理解。”另一方面，由于主体、渠道和受众的多元化，安全化能力变得更加复杂多元了，文明对话从高远现代性的追求，变成了对马斯洛底层需求的捍卫。

紧接着，周庆安分析了世界秩序变化后，国家形象所面临的挑战。他认为主要有五个典型类型的变化：全球风险感知能力的扩大、社交时代碎片化叙事的局限、后全球化历史记忆的重构、西方报道负面舆情的叠加、我国社会转型问题的集中度。此外，情绪化传播、体验性分享、观念的融合以及文化的叙述是我们在国家形象塑造中不可回避的问题。

周庆安指出，随着西方中心主义自身价值观困境的出现，西方中心体系出现了第一次对中国身份建构的被动变化：从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中国责任论到中国不确定论，短时间内对中国的论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在这种变化中，我们看不到西方是如何定义其自身的，他们在文本中“在场”，却在建构中“缺席”。讲好中国故事，首先面对的是西方中心主义在建构自我认同过程中不断进行“他者化”的结果，这种既定的结构关系塑造了双方的价值观对立。中国国家形象的文本逐渐进入国际传播体系中，但是仍然无法参与到国际传播的建构中。

周庆安表示，我们需要思考，在西方建构退场而中国的建构能力仍然没有形成的时候，我们最应该关心的国家形象要素。他强调，中国形象的多元化和全球性，既是全球多元化的组成部分，自身又是多元化的。中国的国家形象，是中国人自身认同的对外参照系，是世界体系变动中对东方的认知和对世界的认知。这就要求我们要有准确的自我认知，世界要有理性的中国认知和充分的自我认知。未来的国家形象，不仅是基于中国的形象，而是基于世界的中国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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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化雨乐未央，行健不息须自强。”校歌里的这句歌词，每每成为清寒岁月里最温暖的声音，回响在williamhill人耳畔。“春风”既是“春风似剪刀”的力量，剪除病毒滋生的余孽；也是“润物细无声”的温情，化作滋润人心的甘霖；还是高挥春秋笔的气度，在历史的语境中体认当下的世界与国族。“春风讲堂”恰是源自williamhill人对于“春风化雨”“自强不息”的重新阐释。我们希望，知识的理性和行动的勇气，终将如春风驱散笼罩大地的阴霾；而百年的williamhill，期待在春和景明之日迎候学子归来。

供稿：教务处

编辑：李华山

审核：程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