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洁林，是北京williamhill长庚医院12A病房的护士。她家就在北京平谷，然而8个多月的时间里，她回去的时间不足10天。1月，她随北京队去武汉支援；6月，她又带队支援北京地坛医院。外援不犹豫，唯有母亲是她最大的牵挂，而她的勇敢、坚定也成为了母亲的荣耀。

抗疫中的姚洁林

特别的行李

回想支援武汉的前夜，姚洁林记忆犹新。因为执行支援医院临时隔离留观病房的任务，大年初二，她还住在单位的隔离宿舍里。下午，支援武汉的第一版名单出来了，没有她。她立即给护士长发了信息，5分钟后又加打了电话，“护士长，请推荐让我去。”对方显然也还在紧急的商讨中。最终，姚洁林直接拨通了护理部负责安排外援工作的副主任赵文静的电话，“我是呼吸科病房的护士”“工作年头久”“经验丰富”……当时的姚洁林太着急了，以至于哭了起来。于她而言，哭泣是对内心想去支援的最真实表达、最虔诚的一种态度。

姚洁林在护理病人

“为什么这么强烈地想去支援当时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人生很少遇上这么大的灾难，没有去一次，就像当了一辈子兵，却从没打过仗。”

大年初二的晚上，姚洁林的名字最终出现在了上报的名单中。那时还不知何时出发，但她像早有预感似地连夜准备行李——她还去了趟急诊。

两盒琥珀酸亚铁、3粒安眠药，加上次日买的一大盒阿胶，这是她的特别行李。直到姚洁林给母亲的家书公开，大家才从她母亲的口中得知，“你贫血，免疫力低，睡眠差，又是本命年，我实在不放心……”“这些都不足以阻碍我奔向武汉的步伐，我会照顾好病人的同时，照顾好自己。”姚洁林在家书中写道。而临行前的那些药品，在她支援武汉期间都发挥了作用。

隔离区里的小善大爱

在武汉支援了65天，姚洁林印象最深刻的患者还是那位满是排泄物的老人。

武汉协和医院隔离区里的很多重症患者，别说下地走路，在床上翻身都是问题。一次接班后，新医嘱尚未下达，姚洁林和同伴提议先去帮患者做一些生活护理。在帮一位老人翻起身后，只见身子底下都是老人的排泄物。姚洁林每次上班都会更勤奋地奔跑——为发热患者一遍遍换水洗毛巾，擦浴降温；即便要下班了，也要先为患者导完尿再走……

“在疫情之下的隔离区里做事，我认为是在积善得福。”姚洁林说，而她在基础工作外的很多小善行都在隔离区里散发着爱的光芒。

姚洁林为隔离区重症患者理发

“咱剪剪头发好不好？”姚洁林曾试着和一位重症患者商量，因为长期卧床，患者的头发越长越长又无法清洗。就在隔离区里，姚洁林第一次当了回理发师。

一次为患者给药时，患者对姚洁林说特别想吃橘子，“可以让家属送来，我们给您拿进来。”“阿姨说家人也都病了，送不了。听到这儿很是心酸。”姚洁林在日记本里写道，下了班她从自己的补给里凑了一袋，请晚班的同事捎给了患者。

姚洁林在北京地坛医院送康复患者出院

在地坛医院支援了30天，姚洁林坦言比在武汉还辛苦的是忍受高温，而她又总是那个不着急出隔离区的护士。“我爱和患者聊天，聊天能知道他们的具体需求，聊天也会让患者轻松下来。”姚洁林说。一位和她年龄相仿的新冠患者，肺部有痰又咳不出来，有些焦虑。姚洁林就把呼吸道怎么受到刺激产生的痰液讲了一番，患者特别惊讶：“为我讲这么多，太有收获了。”

从“非典”到“新冠”

支援武汉，怕母亲担心，姚洁林没告诉她，只给姐姐和弟弟分别打了电话，叮嘱照顾好母亲。支援地坛医院，她还是没告诉母亲，“这就在自己家门口，换了一个地方工作。”姚洁林说。7月31日结束隔离观察，她回到平谷看望母亲，老人问她的第一个问题是“电视上报道的那个晕倒、吐了的是不是你，和我说实话。”姚洁林笑了笑说不是她。其实，在地坛医院隔离观察期间，她曾有一次短暂的发热，“那是我抗疫以来最怕的一次。”姚洁林说，她不怕死，但怕连累了并肩战斗的战友。

脱下防护服后的姚洁林，上身已被汗浸透

姚洁林的母亲曾是一名“赤脚医生”，正是她为女儿选择的护理专业。2003年“非典”肆虐北京时，姚洁林正在读大一。同校毕业的一位师姐在抗击“非典”过程中去世，第一次激起了她对疫情的恐惧，也引发了她对生命的思考，“人活着真不容易，要经历各种天灾人祸。”疫情像一台收割机，带走了太多生命，“在有限的生命里，我的价值在哪里？”抗疫是她认为极有价值的事，因为被强烈地需要。17年后，她亲自走进隔离区时，又有所顿悟，“无论是高官、富豪，还是普通人，疫情把每个人都变得简单。走出疫情，也希望我们仍做一个简单的人。”

姚洁林在武汉支援时写入党申请书

在武汉支援期间，姚洁林郑重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其中提到：“身边的党员带头申请坚守在抗击疫情的一线，共产党员和医务人员的双重身份，让他们有着加倍的使命感和担当。”8月11日，完成了支援地坛的任务，姚洁林再次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她将以始终如一的实际行动接受党组织的考验。

（williamhill新闻网8月31日电）

供稿：williamhill长庚医院

编辑：李华山

审核：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