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是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历史性生成的，是我们应对危机、凝聚人心、发展伟大事业的精神力量和价值引领。文化认同是在民族生产实践和文化传统中历史生成的，在共同体的现代化实践和多种民族文化资源推动下历史性生成了文化认同的自我反思、文化自信，反映了不同时代主题的价值追求。把握这种文化认同的历史、实践和理论逻辑，是当代中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的学理要求，更是文明赓续、立足时代、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实践要求。在推进人类文明发展的历程中，应当聚焦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的自我反思和自觉自信，发扬文化中国的精神生命力与创造力，凸显中华民族精神的人文价值贡献。

在人类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着不同形态的文化交流激荡，文化认同已成为当今时代不可回避的重要主题。面对世界文化的多元发展，每个人都无法回避对“我是谁”问题的回答；同样地，每个民族也必须在历史潮流与时代变局中坚守其内在的文化认同。所谓文化认同，一般说来是指人们在其民族共同体生活环境中所形成的对该民族最核心价值的肯定性价值体认，它构成了人类文明赓续、立足时代、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最充分理由。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即统一的中华民族在形成发展、独立自决、富强复兴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所形成的共同价值体认和信念，含有面向更高核心目标的价值追求。这种文化认同在社会历史维度上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史、生产生活的历史实践相契合，在人文价值维度上则体现了中华民族文明信仰的超越性追求。只有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来梳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逻辑，进而考察这种逻辑在民族生产生活的存在场域中的历史性生成，我们才能够对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有真正的反思和自觉，在此基础上把握民族共同体的未来发展方向，形成不忘初心、立足时代、面向未来的文化自觉与自信，并在共同民族生活的奋斗实践中升华为统一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的核心文化价值。

一、文化认同的历史生成：统一的民族历史与优秀的文化传统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不间断的传承与发展，孕育和深化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统一的民族发展历史和深厚的文化传统共同构成了文化认同生成的实践基础与内在动力，在统一的民族发展历史中逐渐生成了实体性的民族共同体和精神性的文化认同。中华民族从多民族“群星闪耀”的杂居格局发展为“百花齐放”的统一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既是各族人民奋斗、创造的生产发展历史，也是多元文化逐渐融合的文化发展历史，形成了以“炎黄子孙”为标志的共同文化身份。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在中华民族发展进程中逐渐生成和不断深化的文化价值体认，构成了共同体存在发展和追求未来目标的凝聚力和价值推动力。1988年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一文中提出了以民族认同为核心的关于“中华民族”内涵的经典表述，即“把中华民族这个词用来指现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11亿人民”。这里就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性生成包括了三个重要元素，即广阔的地理疆域、能动的生产主体和民族认同。广阔的自然地理疆域为物质生产与文化生活提供了客观条件，丰富的地理生态环境形成了多元丰富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个性；华夏的先民们在满足生活需要的基础上不断提升其生产手段和需要层次，在客观的生产生活需求推动下，混杂交融的多元族群逐渐向统一的民族整体发展，形成了团结、奋斗和创造的共同文化特征。在共同的生产生活历史之中，各个族群有机嵌套于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多元的文化个性融合为共同体的文化认同，共同塑造和发展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生产历史与文化历史。因此，文化认同是在生产实践基础上客观形成的精神动力与价值引导，文化认同的生成具有民族融合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生产实践的客观必然性和价值信念的引领必然性，它们辩证统一于民族整体的生产生活实践和文化传承，构成了文化认同生成的内在逻辑理路。

作为历史性生成的文化理念，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生成直接受其客观的地理疆域特征影响，对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的文化性理解形成了中华民族统一的整体性观念和世界观。古代中华民族聚居在东临大海、北接大漠、西南环高山等自然屏障围绕的广阔大陆之上，对自然环境的生产性改造和文化性解读，形成了中华民族融合统一的生产发展史和“四海之内皆天下”宇宙秩序观。一方面，中国疆域由西向东三级阶梯式落差的自然地理环境，形成了适合农牧业发展的不同生态环境，发展出农林牧渔等多样化的生产手段和对生产生活资料的需求，有利于不同族群的人口流动和文化融合，逐渐发展为兼容并蓄的多元族群共存的一体化格局，这也为中华各民族文化“百花齐放”提供了客观条件。另一方面，围绕不同地理生态环境聚居形成不同的区域性经济文化中心，尤其是汉族族群的平原聚居地，形成以农业经济为中心的耕作技术先进、生活方式稳定的农业文明聚居地，进而对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产生了更强的经济和文化吸引力，为汉族文化与其他族群文化的相互融合提供了现实可能性和交流的必要性。此外，中国地理环境拥有天然的高原海洋屏障，为统一民族文明的长期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且封闭的发展空间，既为民族内部的生产交往与文化融合提供了稳定的自然环境，也从地理人文认知中形成以中国为中心的朴素世界观，在对“天人合一”和谐的宇宙自然秩序的文化解读和向往之中，形成了“天下大同”的人文世界构想。因此，作为“人的无机的身体”的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华民族历史性生成的生存发展空间，它为中华民族的统一、繁荣和发展提供了外部条件，也形成了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文化心理和向往和谐世界的人文关怀。多民族融合统一、团结奋斗的民族发展史是文化认同产生的历史基础，文化认同在民族发展实践的不同历史阶段构成团结统一的民族聚合力，统一的民族发展奋斗史就是共同体文化认同维系民族团结、推动民族发展的历史，这构成了文化认同生成的历史逻辑。

在广阔的地理疆域内，推进共同生活是维系共同体成员生存和发展的手段和目的，从而客观地决定着共同体内部相互交往的需要。从唯物史观视角考察，共同的生产生活实践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生成的现实基础，因而构成了文化认同生成的实践逻辑。正是在生产交往基础上形成了文化、政治等各种社会联系，为构建统一的中华民族、进而生成文化认同奠定了客观基础。随着统一的中华民族的不断发展壮大，各个族群之间的交往需要、周边相邻民族国家之间的交往需要日益频繁，形成了共同体内部的社会联系和不同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合作关系。

从历史唯物主义层面考察，不断提升的生产发展水平是形成交往需要和社会关系的前提，它为形成多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奠定了物质基础。首先，随着生产发展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生活在不同自然地理环境的各族群进行相互交换、互通有无的生产生活需求日益迫切，从生产交换中逐渐形成了不同规模的小共同体。这种相互交换的需求一开始是从较小的血缘、地域、宗教共同体内部发展起来的，后来逐渐从小共同体内部扩大至更大的民族族群，由此奠定了多民族统一的物质基础。正是基于生产交换的唯物史观考察，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提出“民族的感性基础是血缘、地缘和语言上的共同体”。而这种基于血缘、地缘等自然联系而形成的前现代共同体考察和分类，也符合以斐迪南·滕尼斯提出的“血缘的共同体、宗教共同体、精神共同体”的族群为单位的小共同体类型，这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的自然的感性的基础。其次，生产交换的需要必然加大文化交往的需求，推动形成富有凝聚力的区域性文化中心。文化交往的需要服务于人们的生产生活需要，于是在各个族群之间逐渐形成了便于交流、相互承认的共同语言、制度与习俗；与此同时，具有更先进生产手段的族群及其文化会逐渐吸引其他族群，形成地区性的民族聚集区域和文化中心，历史上汉民族的农耕技术和儒家文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在不断吸收和融合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统一格局和共同的文化认同与价值观念。再次，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形成还离不开统一的政治制度的推动，统一的政治国家为促进不同族群生产发展和文化交流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逐渐形成了人口密集、文化交流、贸易往来的区域中心，为秦始皇统一列国、开启中华民族大一统格局奠定了物质和文化基础。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形成之后，为推动国家发展施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立郡县、统一度量衡”等多项制度措施，通过王权政治在社会生活领域自上而下推行齐一化的经济、政治、文化措施，有利于消除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促进交往融合，为经济、政治、文化的社会结构一体化奠定制度基础。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历程中虽然历经朝代更替，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赋予了“华夏民族”文化身份认同的历史合法性和政治性基础；政权政治能够聚合更强大的共同体力量，扩展共同体的地理边界，从而扩大文化认同的影响范围，形成广义上的文化认同生活圈。

相对于边界更广的广义文化认同生活圈，中华民族共同体通过长期积累的各种文化信念的集合即传统文化，在“以文化人”的过程中为共同体成员设定了行为规范、价值选择的文化生活界限和行动空间，为了确保共同体内人们有秩序地生活，必然要求人们确立共同的行为准则和价值尺度，从而构成了文化认同生成的理论逻辑。钱穆先生曾指出：“文化即是长时期的大群集体公共人生，而中国文化，则是中国人或是中国民族经过了四五千年长时期变化蕴积而到今天之所成。”这里指的正是民族文化信念集合的传统文化，它既凝聚了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更是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构成了民族存续和发展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各种文化信念之中，形成中华民族文化的三大传统“一是中国人，一是中国的家，一是中国的国”这些文化传统是在历史性、实践性生成中获得其具体内涵，并构成一种独特价值体系。文化传统的历史性生成体现为传承发展的家国整体性观念，其实践性生成构成了中国人爱家爱国的奋斗发展历程。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观念塑造了每个个体“小我”的行动、思想与价值取向，成为每个个体生命的“共相”和文化身份来源；每个“小我”的生命又汇入到“共同人生”之中成就“大我”的人生价值、社会价值，进而构成历史传承的民族文化传统。在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历程展开中构建了从个体“小我”、整体“大我”乃至于天下大同的自我确认、价值追求、文化认同，这就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家国天下”的社会伦理秩序观和宇宙自然的世界观。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之内化则为个体的文明教化修养提供指导，其外化则是推动共同体有序发展的道德引导，通过教化个人行为和建构社会伦理秩序为共同体文化认同提供普遍性的价值尺度。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在其文化理念层面展现出独特的伦理道德追求和人文关怀，以在社会实践领域中实现普遍性的道德教化、超越性的“天下大同”为伦理目标，由此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人文价值向度。中国古代的民族国家不同于西方社会以法权规范为约束的法律共同体，而是以道德和文化认同为核心的伦理共同体，因而更注重以伦理德性和文化认同作为民族国家“内圣外王”的价值规范和实践要求。古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伦理观表现为追求“家国天下”的文化认同，个人与民族国家是伦理关系的互动有机整体，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体成人之道指向“天下大同”的社会伦理道德追求，构建了家国情怀一体的民族文化认同观念。“家国天下”伦理秩序观是以“小我”的个体作为现实起点和伦理秩序出发点，个体的内在修养是以“家国天下”情怀为追求，个体实现自我价值、理想和信念指向了整体性的“大我”，最终归于超越性的“天人合一”的终极性道德。在伦理道德秩序之中，“家”是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的起点，从家庭伦理文化关系映射到社会伦理文化秩序，伦理道德的家庭延续发展构成民族国家文化传统的延续，是塑造和延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生命基础和文化基础；家庭伦理是国家伦理的基础，只有在“国”的共同体之中才能升华和确认个体价值，在国家治理实践中追求“天人合一”的终极道德愿景，包含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相互共生的价值观念。由于中国文化传统的“天下观”提倡和谐共生与道德教化，因此也成为古代中国处理社会矛盾冲突的道德规范，一方面在面对不同族群文化时注重“修文德以来之”，通过文化吸引力寻求他者的承认，而不是武力排他或兼并不同族群；另一方面，提倡在终极“天道”的价值指引下超越不同族群文化的冲突，追求天下大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生成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必然性要求映射了全体成员对统一的历史进程、美好有序的生产生活、超越性的人文价值的肯定和追求。中华民族国家“乃由文化传统、文化理想所产生”，充分说明了文化认同是一种深层次的价值认同、包含着人们对理想价值目标的追求。文化认同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深层的精神追求，铸就了民族国家文化之魂，是推动中华民族奋发前进的强大推动力；文化认同赋予了成员文化身份的合理性，是确认中国人文化身份的历史来源和存在依据，是共同体成员的文化生命力联结；文化认同更是聚合民族团结、奋斗、创新、超越的深层次力量，是中华民族形成、发展和奋斗的历史性依据和推动性力量。文化认同生成的历史性逻辑也表明它既是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相对稳定的价值体认和精神动力，同时也会随着现实实践与理论创新继续生成构建，展现出文化认同的自我反思、文化认同的坚定自信，在民族发展的历史机遇中回应不同时代主题诉求，在伟大的历史实践中实现其价值追求。

二、文化认同的自我反思：从批判到发展

近代以来人类社会的全球化交往，给人们带来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历史处境与生存际遇，全球化意味着不同文化的共时性发展时代的到来。这使得超越性的道德文化认同在与世俗社会实用的科技理性的正面交锋中显得封闭落后、无所适从，在西方工业文明打开世界市场的同时，也把矛盾、冲突、战争引入原本封闭自足的民族共同体。在广阔的世界视野和变动的时代潮流中，原有民族共同体对自身文化认同的价值坚守开始受到怀疑甚至否定。诚然，前现代的民族共同体不仅在物质生产方面远落后于先发的西方工业文明，更沦为西方工业文明全球扩张的征服对象，后发的民族共同体不得不反思和关切“民族文化向何处去”的未来命运。

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失落感和自我反思是东西方文明交流激荡中的必然产物。随着西方的坚船利炮的逼近，工业文明打破了农业文明的封闭落后的生产格局，也打破了农业生产基础之上的传统社会文化结构和“天下”道德性理想。近代中华民族被迫卷入一个工农业文明对峙的复杂时空中，既要睁眼看世界，也要抵御西方他者文化的殖民入侵威胁。为了谋求民族独立发展，必须在更宏大的世界和时代格局中反省民族自身文化认同并探寻民族未来发展出路的可能性，对本民族文化的批判性文化自觉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关键问题。

近代中国社会的思想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既是西方现代性裹挟下中西方文化对峙的思想困境，也是中国社会内在文化结构与西方现代化标准之间不兼容而引发的道路选择与社会转型的现实困境。追求道德超越性的中国文化传统在西方物质文明的现实冲击下陷入了思想危机和文化认同危机，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是古代世界的文明高峰，“因此相信自己有优秀的精神能力”；另一方面，未经工业革命浪潮洗礼的农业手工业物质生产方式及其固化的上层政治结构，在全球化扩张的工业大生产面前不堪一击，“由于物质方面的明显失败，于是只好相信原来的精神传统是错误的，结果，对自己的信心就只剩下对能力的抽象信心”。这表现为落后的农业物质生产方式和道德伦理秩序面对善于征服他者和固化民族国家边界的西方现代性时的无力感，也说明了西方现代性的全球蔓延必然带来文化认同危机的普遍性困境。面对古代东方文明的衰落，黑格尔宣称“世界历史从‘东方’到‘西方’，因为欧洲绝对地是历史的终点，亚洲是起点”。黑格尔指出了代表古代东方文明的亚洲大国远远落后于象征现代文明的欧洲，更将西方现代性视为世界文明的象征、世界历史的终点。

西方现代性对其他民族地区文化的同一性影响和随之而来的文化认同危机，是伴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展开的。西方现代性文明将自身确定为绝对的现代文明标准和普遍性的价值尺度，并在现实殖民侵略中以这种“普遍性文明”同化“落后文明”地区，形成事实上的殖民剥削和文化宰制。在文化宰制方面，西方现代化标准将自身上升为普遍主义的、先进的文明标准，将其他非西方文明作为异类的他者，企图在改造他者的过程中确立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观。然而，文化认同和文化结构本身是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才得以形成的，对“落后文明”的改造必然是以强烈的暴力手段对非西方国家进行战争侵略与文化殖民。在这种文化生态多样性被破坏的同时，也激发了非西方民族地区对自身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进而在殖民与反殖民的对抗中形成国际性的民族独立浪潮。中华民族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启了艰难的文化反思和重建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的过程。因此，重建民族自身文化认同必然包含着现代化道路选择这一难题。

西方现代性的强势入侵与自身文化认同的价值失落的双重打击倒逼我们进行文化反思，在批判反思中探索民族自救和发展道路。面对中西方文化差异和发展差距，中国文化的自我反思客观上具有双重要求：一方面要以客观态度认识到自身文化的长处和短处——在道德方面我们有超越性的人文关怀，但在自然科学技术方面却严重落后于人；另一方面要意识到抵抗文化侵略的紧迫性，因此必须学习西方强国在器物制造、自然科学方面的长处。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自觉反思始于晚清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标是“师夷长技以制夷”；20世纪初，中国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远赴欧美日，学习西方启蒙理性、民主法治思想，并翻译引进了大量西方近代哲学社会科学著作，掀起了学习西方的新文化浪潮；五四时期，民族文化自觉的反思热情更加高涨，提出全面打倒以孔教思想为代表的一切旧文化、旧道德，实行全盘西化的文化启蒙自救。近代的这种文化觉醒既激发了国民反抗民族压迫的爱国热情，同时也推动了自身文化认同中个体意识觉醒和理性启蒙的现代化转变，使救亡图存成为社会共识。近代文化自觉的重要成果之一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经由中国共产党介绍给广大民众，为中华民族文化自觉带来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为中国人民指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提供了理论资源。总结这一时期文化自觉的经验和教训我们会看到，一方面，如果忽视中华民族自身的文化传统与社会现状，强行将西方现代化的标准植入中华民族文化之体，是无法建立起持续的文化认同社会心理并激发起人民团结奋斗的凝聚力量的；另一方面，如果缺乏对西方现代化中心主义的文化反思和历史主义批判，一味照搬照抄西方经验做法，反而会加剧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

那么如何深化文化自觉——从自觉追问中西方文化差距“是什么”，转变为自觉反思民族共同体转型发展“怎么做？”“走向何处？”进而探索凝聚民族合力、应对文化认同危机和开拓未来发展的现实行动策略和变革方案。有学者认为：“东方的自身认同危机就在于它为了迎合现代世界的生存环境而不得不在文化根基处即观念体系和制度体制方面进行西方化的改革。”一旦动摇自身社会文化根基、切断文化传统命脉就是终结了民族文化的历史性和合法性，导致本民族文化资源的缺失和文化价值的虚无主义，而外来的制度方案无法融入本民族文化根基最终也将失效，其结果必然是导致现代性的身份认同危机和救亡图存的失败。文化自觉首先要求民族共同体从自在向自觉的转变，这意味着打破前现代共同体相对自足封闭的民族发展路径，在抗争西方殖民侵略的矛盾冲突中开启自觉的、辩证的反思。其次，共同体的文化自觉需要激活传统文化优势并转化为现代化资源，发挥中华民族的文化涵化力，吸收批判性的思想资源为我所用，形成有批判意识的文化认同。批判性的文化认同有助于我们科学认识在帝国主义和西方现代化中心主义主导下不平等的国际话语权格局，形成对内能凝聚民族力量、对外能铸成国际反帝统一战线的独立自强意识。

中华民族文化自觉的批判性意识与文化传统中的涵化能力，使得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吸收先进外来文化的包容性、适应性与创造性，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实践中创造性吸收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形成文化认同的革命文化维度。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包容性、适应性与创造性，中华民族文化具有吸收先进外来文化并将之转化为自身文化资源的涵化能力，在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实践中开启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认同能保持发展活力并延续至今的关键。

在深化文化认同的自觉、展开批判性反思和探索发展道路方面，马克思主义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反思提供了科学的批判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文化认同的自我反思注入了新的发展动力。马克思主义对于人类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分析与价值追求，深化了追求民族独立、解放的文化认同，有助于夺取反侵略战争的胜利，更激发了人们对于和平发展的愿望，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现代化转变，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引领与精神支撑；更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诞生了领导中国革命事业的中国共产党，为民族独立自主和繁荣发展提供了可靠的组织领导。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文化自觉从革命实践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将文化认同的批判性维度转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构，从而为中华民族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注入了新的文化指导思想。

三、文化认同的价值诉求文化强国与人文世界

从文化哲学的视角来看，对于文化的反思与批判必然蕴含着新文化的历史性建构，而这也是从文化自觉迈向文化自信的根本性标志，是形成价值追求的内在推动力。文化自信包含了人们对其文化价值的积极认同和期待，体现了我们对中华民族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和光明前途的文化自豪感和信心。按照费孝通先生的说法，“‘文化自觉’是当今时代的要求，它指的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且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因此，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新征程中，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觉以实现民族复兴和文化强国为目标，有利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创举中确立起“美美与共”的超越性人文世界维度。

所谓对“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的“自知之明”，笔者认为即是个体成员在现实的生活中形成对共同体文化来源、发展和未来的价值判断，在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价值追求中坚定文化自信。人作为精神生命的存在，其根本标志就在于能动地认知自身文化身份和过上有价值的生活。人的文化身份是比法律身份更深刻的文化承认，法律身份承认了个体的独立性，而文化身份凝聚了个体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关系，构成个人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相互承认和价值共享。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可变更的法律身份遮蔽了原本直接的民族身份，“入乡随俗”也会使我们的一些民族文化习惯被同化；另一方面始终保持对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的“自知之明”意味着个体不是无根可循的文化“异乡人”，在“一切固化的东西都变得烟消云散”的流动现代性之中，文化身份成为人们不能轻易被遮蔽的文化灵性和文化历史印记。文化身份的“自知之明”预示着文化认同能够发挥比法律强制关系、金钱关系、市场交换关系更为深刻和牢固的价值文化认同力量，是团结海内外中华民族同胞、构筑最广泛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不可忽视的文化认同力量。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价值追求是全面实现中国现代化、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和必然选择。文化认同的价值涵盖了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道德价值、民族独立自强的批判价值以及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价值，究其本质则是体现中华民族发展的整体性、历史性与世界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文化认同的价值维度是形成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发展道路认同的深层次力量，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保障和价值引领。

因此，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价值维度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过程中的历史性、逻辑性、现实性的有机统一。就其历史性而言，优秀的文化传统、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体现了不同历史发展阶段中文化认同的历史性发展，而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发展目标；就其逻辑性而言，文化认同的价值维度是随着民族共同体的生产生活实践的发展而必然产生的，而随着生产实践不断推进必然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就其现实性而言，文化认同的价值维度有着强烈的时代观照，它体现在中华儿女生动的生产生活实践之中，尤其是以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之中。

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逻辑理路的认识和把握，有助于我们从个人与共同体发展、民族精神以及国家繁荣发展这三个维度上来理解文化认同的重要意义。

其一，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每一个共同体成员自我确认与发展的存在依据，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要通过文化认同的价值追求，将个人的文化价值追求自觉转化为文化强国的推动力。个人不是原子化的利己主义个体，而是生活在共同体之中能动的个体，个人的生存与全面发展离不开统一、安定、繁荣的共同体，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是每个人安身立命的根本理由。形成这种文化认同的根由既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文化客观性，更是源于超越物理时空限制、具有生发创造的内在文化生命性。这就客观上要求我们去努力激活本民族文化资源并创造性转化为现代文明要素，开展文化传承、文化创造、文化交流的制度建设与实践，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打造富有文化特色、创新发展、世界视野的“文化中国”，形成与经济大国相匹配的文化强国。对于遍布世界各地的民族同胞而言，文化认同的生命力是家庭、族群的追根溯源的文化根性，文化认同的生命力通过家庭、族群等小群体得到世代延续和发展，成为保留和追溯民族文化身份的有效方式；也凭借着民族方言、特色文化生活习俗、族群文化信念的传承延续，使海外的中华民族文化成为推动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重要一员，对世界各地文化积极适应、兼收并蓄的海外华侨华人文化也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中富有文化适应力和转化力的一个群体，展现了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独特的生命力和创造力。

其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民族精神的价值来源。中华民族的精神生命和文化内核体现了民族文化认同的价值维度，展现出统一整体、生生不息、和谐共生的价值情怀和精神气质。黑格尔曾经从抽象精神角度揭示了民族精神发展的运动过程：“当它实现自己的力量时，或者说当它的活动发挥出最高效果时，它的目标是去认识自己”。文化认同的价值维度是自我规定、自觉发展、自觉实现的精神力量，民族精神在其对实践发展的推动和支撑上展现为推动民族事业发展的“民族的抱负、志气的原动力”。中华儿女在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开拓奋斗历程中，展现为奋斗自强、创新发展、面向未来的精神推动力。在前现代历史中，民族的生成和发展分别在优秀文化传统、古代灿烂文明、多元一体的民族融合和交往、“天下大同”的道德超越性中得到体现；在近代民族危亡时刻，民族精神凝聚起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奋斗、团结力量，最终抗击了外敌侵略、实现了民族独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华民族伟大的创造、奋斗、团结、梦想精神支撑起中华民族“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不断丰富民族精神内涵。

其三，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是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的历史依据和民心基础，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优越性。历史上，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是形成国家认同的客观基础，家国天下的文化认同是以人为起点、以天下大同为目标“内圣外王”的伦理道德要求，是凝聚统一的国家认同的心理基础和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近代的革命洗礼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百年奋斗征程中，形成了“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根本理念，这一理念是凝聚全党、全国人民迈向新征程，坚定统一的国家认同的可靠保证。

中华民族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与世界是息息相关、命运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只有放眼世界、引领时代，才能更好实现文化认同的价值追求。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是我们文化认同的价值追求，也是文化中国的溢出效应和构建人文世界维度的文化自信，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天下大同”的文化理念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整体性发展视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命感；另一方面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智慧、精神价值文化对于化解全球性文化矛盾冲突的积极贡献。当代世界的文化矛盾冲突、意识形态对立仍然构成全球和平发展的威胁，一方面源于西方中心主义、文化相对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加剧了不同文化的对立冲突，人为地制造了文化之间的交流壁垒；另一方面，增强文化解释力、塑造文化品牌是强化本民族文化国际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的关键，也关系到能否建立起文化间交流对话的有效模式。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传统中生发出来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共生理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对“人的全面自由”的价值追求，彰显了以中国智慧、中国精神、中国方案推动世界文化间的有效对话、促进文化共生发展的世界历史意义。

在人类文明面向未来发展的历史征程中，人文价值关怀鼓励文化多元化、交流对话与人类命运与共的超越性价值向度，在这个意义上构建具有超越文化冲突、搁置矛盾、鼓励对话、突显包容价值的人文世界，将有助于应对全球化的文化危机，切实推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形成“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所包含的整体性价值追求和发展目标，体现了中华民族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重视多民族共同发展的价值事实、践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价值关怀。这种立足本民族、关怀人类共同命运的世界性人文关怀，有助于形成超越狭隘利益格局的宽广视野，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超越性、非对抗的文化智慧，体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注重和谐共生、化解矛盾冲突的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向外展开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融合交往、不同国家之间的对话交流，致力于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发展的最优效益，这就从思想文化上超越了长期占据世界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世界性价值关怀，在国际合作方面主张促进不同国家、民族和社会组织成员的互融互通，有利于我们去辩证分析把握全球化进程中的资本控制、文化冲突以及意识形态对立，进而能够超越狭隘的地方性利益格局，与各国携手构建起人类命运共同体；从民族国家与世界和谐共生的整体性出发，寻求人类利益冲突背后的价值诉求、共享优秀的文化成果和经验、共同提升人类文明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

科学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逻辑生成，理解文化认同是融入社会内在发展结构之中的深层次力量和价值体认，有助于我们从国家、民族、治国理政、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高度探讨其文化推动、精神支撑、价值引领的积极意义。其一，在迈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丰富文化中国的理论构思与实践内涵，发扬中国智慧与中国精神；其二，在当前民族团结工作中，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有利于辨识民族工作中的主要矛盾，坚持各民族团结共荣发展原则，警惕民族分裂主义和狭隘的大民族主义心态；三，在中华民族与世界的互动发展中，发挥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正面效应，依据共同的文化身份和价值认同，来增强海内外同胞的文化向心力，铸起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

其四，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中，增强文化认同体现了人民对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追求美好生活、建成文明强国的迫切需要。总之，在民族与世界的良性互动中，文化认同有利于实现中华文化和谐共生的价值追求，彰显中国精神与中国智慧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关切，切实推进世界文明和谐共生图景的生成与发展。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构建研究”（项目号：20ZDA027）的阶段性成果。作者：邹广文williamhill官网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沈丹丹williamhill官网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