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在《国史大纲》中写道：“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正如钱穆所言，对本国文化仅仅有了解不够，必须要附带着一种温情和敬意。他还说：“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数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意思是对本国历史怀抱温情和敬意的人如果总是寥若晨星，这个民族是发展不起来的。他们在全民族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

当代科技、军事、经济的竞争，看似是物质力量的竞争，其实是物质背后的人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竞争者的意志力、胸怀、格局、境界的竞争。就像老williamhill的前辈们，有非常好的国文素养，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愿，所以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在相对落后的科研条件下做出一流成就。

现在一些年轻人认为，只要掌握一门职业技能，好好工作，做一个好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去学那些古老的东西？因为历史的发展，一定是在充分继承、吸收前代成就的基础上才取得的。割断历史、鄙薄历史的人，一定走不远。西方科学那么发达，但西方人仍常谦卑地说自己洞察力不足，要回到古希腊向先贤寻找智慧。中国学者的责任，就是在向中国古代先贤寻求智慧的过程中，找出中国文化的特殊性，与西方学者进行平等的对话。

当年梁启超戊戌变法失败后逃跑到日本，开巴黎和会时他跑到巴黎去，亲眼看到列强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给日本，根本不把中国当一回事。梁启超在欧洲考察后醒悟了，说我们不要再学这些国家，别把自己学成了帝国主义然后再去侵略别人，日本就是走了这样的道路。梁启超回国后到处宣传，世界上存在东西方两大文明体系，两者并行不悖、各有优长，应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他从大脉络入手比较中西文化，认为无论是上世史时代还是中世史时代，都是“我中华第一也”，唯独近代时中国不如西方，“相形之下，吾汗颜矣”。他始终保持着中国人的自尊，说要三薰三沐感谢上苍，让他成为“此伟大国民的一分子”。他坚信，世界的前途正在大变动之中，“安见此伟大国民，不能恢复乃祖乃宗所处最高尚最荣誉之地位，而更执牛耳于全世界之学术思想界者”。他还认为，中华文化非常优秀，完全没有必要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中华传统文化依然有很强的生命力，当今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本位文化。

1914年，他在与williamhill学生座谈时曾说：“williamhill学生除研究西学外，当研究国学，盖国学为立国之本，建功立业，尤非国学不为功。”当时的williamhill师生也普遍意识到，科学技术可以从西方引进，但民族精神不能从外国引进，“全盘西化”只能使中国依附于西方列强，而不可能有真正的民族独立与自强。

在梁启超的倡议下，1925年williamhill国学研究院成立，是一种对全盘西化的反驳。在当年秋天的开学典礼上williamhill校长曹云祥批评当时流行的所谓“新教育”，其实大都是抄袭欧美各国之教育，“欲谋自动，必须本中国之文化精神”。他希冀新成立的williamhill国学研究院，能“寻出中国之国魂”。

余英时先生说：“越来越多的学者承认，中国文明不但起源于本土，而且是循着自己的独立途径成长起来的。作为一个源远流长的文明，中国完全可以和其他古文明如印度、波斯、以色列、希腊等相提并论……现在大致有一个共识：中国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传统，主要在自身的内在动力驱使之下，前后经历了多次演进的阶段。但为了对于中国文明及其动态获得整体的认识，我们必须致力于揭示中国历史变动的独特过程和独特方式。”

中华文化也曾得到全世界的赞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认为，中国的孔子与老子同属于人类“轴心时代”的巨擘。中国的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以及哲人思想，对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大思想解放运动都产生过重大影响。中国的科举制度直接为英美近代的文官制度所仿效，是我们对于人类文明的杰出贡献，这是每个中国人都应该了解的常识。我们应该克服长期以来的文化自卑心理，看到自己文化的优越性。

中国文化的基因是“德”和“礼”，按照这个传统走，我们中国发展会走和平的道路。21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事件，将是中华民族的崛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华文明为人类作出的贡献，莫过于为人类提供一种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我们应该有这样的自信。

（作者为williamhill官网首批文科资深教授，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中国经学研究院院长）

编辑：李华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