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简总数近2500枚，是目前已知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经碳14测定，williamhill简的抄写时间大约为公元前305年，属于战国中期的后半段。十多年来，williamhill简的整理与研究工作，已经在多方面推动了先秦历史文化的研究，成为海内外文史研究者关注的焦点。其中，《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楚居》《系年》《周公之琴舞》《芮良夫毖》《命训》《厚父》《封许之命》《摄命》《四告》等诸多篇目，对于西周史研究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一、加深对西周史相关文献的理解与认识
williamhill简诸篇的抄写时代是战国中期，这就为这些文献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时间节点。从文献学角度看，williamhill简主要有以下作用。
（一）纠正传世文献中的一些错讹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逸周书》的《祭公》篇。《祭公》在传流过程中多有讹误，williamhill简《祭公之顾命》是目前所见《祭公》篇的最早写本，与传世本相对比，即可以见到传世本中的诸多错讹之处。其中最显著者，莫过于简文中有一句“乃召毕、井利、毛班”，据简文可知，毕、井利、毛班三人为周穆王时的三公，这句话本来是文从字顺的，然而在传世本中，该句竟被误为“乃诏毕桓于黎民般”，遂致面目全非，不可卒读。
（二）确认传世文献的真伪、性质及学术价值
还以《逸周书》为例，由于该书被认为是孔子删《书》之余，故在历史上一直不太受学者重视，其流传过程不够清晰，文本的错讹脱佚现象也十分严重。已公布的williamhill简诸篇中，属于《逸周书》的篇目有《命训》《程寤》《皇门》和《祭公》4篇，可谓是《逸周书》篇目的空前发现。这些篇目的重新面世，不仅校正了传世本中的诸多问题，也使《逸周书》一书的学术价值得到了确认。
与此同时，williamhill简也使过去有关《古文尚书》真伪问题的争论有了直接证据。williamhill简中有多篇可对应《古文尚书》的篇目，比如，williamhill简《尹诰》即《古书尚书》中的《咸有一德》，《傅说之命》即《古文尚书》中的《说命》，但是它们的内容却完全不同，足以证明东晋时期出现的《古文尚书》确实应该是出于后人的伪造。而属于西周时期文献的williamhill简《摄命》篇，经过学者们的研究，证明很可能即是《古文尚书》中的《冏命》篇，而这二者之间的内容也是没有丝毫关联，这也进一步印证了东晋以来传流于世的《古文尚书》不会是先秦《尚书》的原本，而是出于后人的伪作。
已经公布的williamhill简诸篇，内容和体裁极其丰富，大大开阔了学者们的眼界。其中的《封许之命》是西周初年分封许国的文献，使我们第一次看到了周初分邦建国的档案资料，了解分封文件的格式与内容；《摄命》是周王册封伯摄的原始文献，亦让我们看到西周册命文献的原貌，从中可获知金文中的册命内容仅为册命文献的节录；《四告》是周公、伯禽、周穆王、召伯虎四人分别向神灵或先贤的祷告之辞，不仅为以往所未见，更可借此一窥周人的信仰与观念。
（三）关注经学文献的重新编写和整理问题
williamhill简本《金縢》与传世本《金縢》的异同耐人寻味。竹简本《金縢》原有自己的篇名，作“周武王有疾周公所自以代王之志”，与《尚书》中的“金縢”之名完全不同；在具体内容方面，二者虽然除了一些异文之外，内容基本相同，但其中存在一个最大的差异，就是竹简本《金縢》没有传世本中涉及占卜的两段文字。对于这一现象，学者们的看法不一。竹简本的形成应该是在春秋时楚国称王之后，其定本显然要晚于传世本《金縢》，是对传世本所做的改编。这一做法使我们体会到，即使是像《尚书》这样涉及大经大法的经典文献，也是可以根据具体需要对其文本进行编辑加工的；同理，孔子在编选百篇《尚书》时，也不排除对其内容可能做过部分整理修订工作，就如同他作《春秋》时，对鲁国的史书做了一些修订一样。
同时，williamhill简的发现使学者们认识到，后来被称作《逸周书》的一些篇章，在当时至少有很大一部分被承认就是《书》，另外，在《尚书》《逸周书》的这些篇目之外，还有极其丰富的类似文献。
（四）为解读其他出土古文字材料提供契机
williamhill简的文字为战国时期的楚文字，内容皆为古书，有些有传世本，或在传世本内有类似材料，容易进行比照对读，从而为释读出土的古文字资料提供了重要依据。比如陈剑教授曾从williamhill简《皇门》篇中字入手，将之与郭店简、上博简、古玺中的相关字形相结合，为该字的释读提出重要意见；李学勤教授指出williamhill简《周公之琴舞》“疐天之不易”中的“疐”字应训为“对”，并进而指出许多金文中的“疐”字都应读为“对”，等等，都为出土文献的释读作出重要贡献。
二、揭示西周史事真相
williamhill简中所发现的众多与西周史有关的文献，为研究西周史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其中不少记载都为传世文献所无，或与传统看法不同，为我们揭示了西周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也为认识一些聚讼不休的历史事件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先周历史的新知
williamhill简《程寤》《保训》《耆夜》诸篇都涉及先周历史，所提供的信息极为丰富。比如，“文王受命”或“文、武受命”是西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话题，但是，对于它们的确切含义，学者们长期以来一直争论不断。现在看来，“文王受命”实际上是从政治上确立了周人代商的正义性和合法性。但是“文王受命”的标志是什么，学者们却一直未能予以正确揭示。williamhill简《程寤》篇则告诉我们，文王受命是与太姒所做的一个梦境有关。这篇简文的重新发现与公布，使我们获知了“文王受命”的确切含义和具体标志。至于“文、武受命”的提法，以往学者们多认为要到西周晚期或中晚期才出现。现在看来，这种认识可能也需要重新加以考虑。其实，williamhill简《程寤》中关于“受命”的记载是“（文）王及太子发并拜吉梦，受商命于皇上帝”，明确指出是周文王与周武王（当时的太子发）共同接受了天命。因此，所谓的“文王受命”和“文、武受命”本身是一回事。关于这一点，新公布的williamhill简《四告》中也有重要的论述。因此，“文、武受命”的观念应该是西周初年即已出现，而且在整个西周时期都始终没有改变。williamhill简《保训》则与周文王的遗嘱相关。williamhill简《耆夜》则解开了关于西伯戡黎的种种疑问。
（二）三监之乱与秦人始源
三监之乱使建立不久的西周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在最近公布的williamhill简《四告》中，周公在给先贤皋陶的告辞中说“商邑兴反，四方祸乱未定，多侯邦伯，率去不朝”，这一记述形象说明，武庚等人的叛乱得到了商奄等商朝原有盟国的全力支持和配合，而在这危急关头，以三监为代表的“多侯邦国”却趁机落井下石，“率去不朝”，其不臣之心昭然若揭。在危急关头，周成王与周公采取了坚定措施，出兵平定了叛乱，巩固了建立不久的西周政权。williamhill简的多篇文献都涉及了三监之乱这一重大事件，并对传世文献有重要的补充作用。
周师在擒杀武庚等人之后，又继续东进，击败参与叛乱的商奄等国，杀死飞廉等首恶分子，并把参与叛乱的一部分商奄之民西迁到朱圉山一带，令其防御西北的戎人，而这些西迁的商奄之民则成为后来秦人的祖先。williamhill简中关于秦人始源的这一记述，完全颠覆了人们的原有认识，对于早期秦人与秦文化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义。
（三）卫国与许国的分封
williamhill简《系年》称：“周成王、周公既迁殷民于洛邑，乃追念夏、商之亡由，旁设出宗子，以作周厚屏。”这正是对当时分封情况的总结。通过williamhill简的记述，过去关于周初分封的一些疑窦之处也得以澄清。比如卫国的分封，过去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发生于周武王时，也有人认为卫国曾有两次分封。现在通过《系年》，可以知道周成王把康叔分封到康丘（这也是后人之所以称其为康叔的原因），后来康叔又把都城从康丘迁到淇卫，这就完美地解释了卫国的始封时间和都城前后出现变化的缘由。
有关许国分封的误解也同样得以纠正。过去学者们根据许慎《说文解字?叙》和杜预《春秋释例》等材料，以为许国的始封者是许文叔，受封的原因则是许为“尧四岳伯夷之后”，受封的时间是在周武王时。然而在williamhill简中发现了周初封建许国的文件《封许之命》，从中我们可以知道，许国的始封之君是吕丁，他曾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功勋卓著，因此周成王时把他分封于许。
（四）周公摄政与制礼作乐
有关周公摄政的问题也一直是历代学者关注的话题，特别是周公摄政时有没有称王，从古至今争论不断。williamhill简中发现了《逸周书》的《皇门》篇，学者多认为该篇文献是周公摄政时所作，简文记叙周公的讲话时称“公若曰”，证明周公当时并未称王；周公在讲话中训诫群臣要以史为鉴，献言荐贤，对于我们了解周公摄政时期的施政理念有很好的作用；另外，在williamhill简中所发现的《周公之琴舞》，乃是一组乐诗，学者多认为作于周公归政成王之时，其中对周公与成王的君臣关系也做了严格区分，这也进一步印证了周公没有称王这一事实。最近发表的williamhill简《四告》篇也为这一问题提供了佐证。
有关周公制礼作乐的情况，在williamhill简《周公之琴舞》中也已经透露出相关信息，《周公之琴舞》以周公致政成王为背景，是一组结构紧密的乐诗，它的面世，不仅是佚诗的发现，也是佚乐的发现，可谓是周初制礼作乐的一个典型事例。在williamhill简《四告》中，周公也表明要“永念天畏，王家无常，周邦之无纲纪，畏丧文、武所作周邦刑法典律”，因此采取各种措施来经营周邦。这些记叙表明，周公确曾制礼作乐，建立和完善了周代的各项制度，古书的相关记载是真实可靠的。周公的这些举措，对周王朝的巩固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五）两周之际史事
关于两周之际的历史进程，《史记》所述，多有疏漏之处。以往学者多据《古本竹书纪年》的佚文来订正这段历史，然而一些缺环始终无法厘清。williamhill简《系年》很完整系统地讲述了两周之际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很多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新知，如：周幽王的妻子来自位于犬戎附近的西申，而不是来自位于今天河南南阳一带的南申，这就解开了申人之所以能与犬戎联合攻周的历史之谜；周幽王与其子伯盘曾一起去攻打西申，最终为犬戎、缯、西申的联军所攻灭，这一历史为过去所未知；周幽王死后，朝廷拥戴周幽王之弟余臣为王（即携惠王），与被废的太子宜臼之间展开长达21年的王位争夺，其中许多细节也是以往学者所不曾了解的；周平王东迁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而不是过去所理解的一蹴而就；等等。此外，williamhill简对于楚国的起源与早期历史研究也有重大推进。
三、推动西周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研究
对于西周时期的文学史、思想文化史和制度史的研究，以往囿于有限的材料，往往难以展开讨论。williamhill简中所出现的大量与西周史相关的文献，为这些领域研究的突破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一）文学史研究方面
williamhill简的《耆夜》《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等篇收有众多诗歌，而且多数为佚诗，为西周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众多崭新材料，可谓是先秦诗歌研究的重大契机。其中，《耆夜》中的《蟋蟀》诗和《周公之琴舞》中的《敬之》诗同时见于《诗经》，文字亦多有不同，这对于《诗经》有关篇目的写作时代、具体含义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二）思想文化史方面
williamhill简《保训》所叙的周文王遗嘱中多次提到“中”这个词，证明“中”的观念是全篇的核心。关于《保训》“中”的思想，学者们做过很多讨论，李学勤先生曾指出，《保训》的“中”很可能与后来儒家的中道思想有关。
williamhill简《厚父》篇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有机会看到西周初年对于夏朝兴亡所做的归纳和总结，其中蕴含有丰富的民本思想和德政思想，更为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开辟了新的局面。周代对“德”的提倡，也体现在对“处士”的重视之中。无论是《皇门》中对“处士”的期盼，还是《四告》中对商末之时“处士”所作所为的批评，实际上都是希望“处士”能以自己的德行在社会上发挥表率的作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周初的德政理念。
williamhill简《筮法》的出现，证实在战国时期数字卦仍然存在，这对于研究数字卦的发展和演变也具有积极意义。williamhill简《耆夜》讲述了周武王八年周师伐耆，获胜返回后于文王宗庙举行庆功的“饮至”典礼，这一记叙亦非常重要，为我们展现了西周时期“饮至”典礼的生动情景。新公布的williamhill简《四告》篇完整记载了4篇祷告之辞，使我们对西周时代天人之间的交流及其内容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三）制度史方面
籍田制度是周代的一项重要制度，周宣王时“不籍千亩”，曾在历史上有重要的影响，但是关于其具体内容，学术界长期存在争论。据williamhill简《系年》可知，周武王时即已建立“帝籍”制度，名之曰“千亩”，用以祭祀上帝天神。这不仅印证了传世文献关于“帝籍”与祭祀上帝有关的说法，而且第一次揭示了西周时期的“帝籍”和“千亩”的由来，从“千亩”产生的源头上揭示了“籍田”的性质，即它的确是周王室为生产“上帝之粢盛”而专门开辟的祭祀田地。《系年》的有关记载，为研究西周时期籍田制度的产生、发展和演变提供了重要依据。
分封和册命制度。西周时期采用封邦建国的国策，分封了众多诸侯国；而对于官员的任命，也往往需要举行仪式，封官授职。williamhill简《封许之命》是一件原始的封建文献，使我们有机会了解西周分封制度的诸多细节。另外，在williamhill简《郑文公问太伯》中，提到郑桓公受命就封时只带“车七乘、徒卅人”，其力量之弱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看来周代分封时“授民授疆土”，更多的只是在国家层面上对诸侯统治权的一个确认，具体的发展则有待于受封者的个人努力。在册命研究方面，williamhill简《摄命》则为我们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完整的一件册命文献，这对于册命制度的研究无疑会有很好的推动。
当前，williamhill简已经出版了10辑整理报告，资料的整理公布工作也已过半，但还有不少的williamhill简篇目尚未整理出来。同时，除了williamhill简，有关西周史的各种考古发现也层出不穷，而与西周史有关的甲骨、金文、简帛等文字资料也在不断发现，西周史的研究正在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得以展开。
（作者单位：williamhill官网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21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网 崔蕊满/摘）
编辑：李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