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踪—模仿—再创新”路径的红利已经耗尽，原始创新能力亟待提高——

基础研究该投多少钱

来源：人民日报 2014-5-9 赵展慧

　　与应用研究和技术研究相比，基础研究所需要的时间更长、出成果的不确定性更大，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更低。

　　在由要素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基础研究投入在全社会研发总投入中究竟应当占多大比例？

1 础研究投入长期低位运行

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鲜有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原理性突破

　　自《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颁布以来，我国的科技投入保持了连年高速增长。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2012年全社会研发总投入年均增幅为22.7%，到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跃居世界第三。

　　然而，在科技界有识之士看来，“跃居”背后有隐忧：尽管基础研究经费从2007年的174.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498.8亿元，但21.1%的年均增幅显然低于研发总投入的增速。如果放到研发总投入的大盘子里，就更是“小巫见大巫”：2012年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经费的比例只有4.8%。

　　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程津培用“长期低位运行”来形容我国基础研究的投入状况：“10余年来，这一比重长期徘徊在5%左右。无论是横向比还是纵向比，这一比例都是偏低的。”

　　统计数据显示，1997—1999年我国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占5%—5.7%；2004年一度达到6%，之后一路下滑，2007—2012年在4.6%—4.8%间徘徊，成为历史新低。

　　如果横向看，美、日、英、法等世界主要创新型国家的这一比例，大多在15%—30%左右。“在公布基础研究经费占比数据的国家中，我国处在最末位。”程津培说。

　　“虽然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巨大进展，但整体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大的差距。”程津培说，这具体表现在：缺少推动学科发展的重大科学发现，鲜有能引领产业变革的原理性突破，缺乏破解制约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的知识积累，领军人才欠缺，创新氛围不足等。“长此下去，将极大影响我国原创能力的积累，可能导致再度错失新科技与产业革命的机遇。”

2 轻基础、低成本的跟踪模仿式创新已走到尽头

必须尽快把创新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种观点：尽管对基础研究支持长期偏弱，但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采取“跟踪—模仿—再创新”路径，经济不也保持了多年高速增长吗？

　　“这一现象与我国的发展阶段有关。”中科院水生所副所长徐旭东认为，一方面，由于基础研究积累薄弱，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只能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跟踪模仿式创新，甚至是“用市场换技术”的方式；另一方面，当时处于工业化初期、经济基础薄弱，能模仿出来就是进步，低层次创新可以支撑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今，靠低层次创新已不足以支撑由要素拉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我们必须走重视基础研究的源头性创新之路。”

　　“由于基础研究与经济发展的关联度不高，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性，因此忽视基础研究的后果短期内难以察觉。” 程津培指出，“但是，作为技术创新的源泉和新科技革命、产业变革的先导，基础研究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影响却是长远性、根本性的。”

　　“跟踪模仿是包括日韩在内的一些国家在工业化早期曾采取的策略，目的是通过节省不直接产生效益的基础研究投入，以暂缓原创积累为代价，以较低研发成本求得较快发展。但他们后来意识到这样做的弊端，很快改弦更张。”程津培以韩国为例说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韩国的创新能力并不比我们强，但因后来采取了超常规发展基础研究策略，基础研究经费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例提高到18%以上，其综合竞争力得到强势提升。根据汤森路透2012年统计报告，全球评出的100强最具创新力企业中，韩国后发优势凸显，现已有7家企业上榜，而我国尚无一家入围。

　　“必须指出的是，跟踪模仿的模式今后已不可能再复制出同样的效果。”程津培分析说，我国已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所处的外部环境已发生深刻变化，发达国家严格控制高技术出口，可供跟踪模仿的资源越来越少，轻基础、低成本跟踪模仿式的创新已走到尽头。“我们必须尽快把创新主动权掌握到自己手中，增强原始创新能力。”

3 “自己少搞点、多分享他国成果”行不通

如果基础研究薄弱，就很难正确研判他人的科学成果，技术创新也只能步人后尘

　　采访中记者还听到这样一种观点：既然“科学无国界”“知识可共享”，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自己少搞点基础研究、多分享国外同行的成果，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技术研发？

　　“这种说法貌似可行，实则走不通。”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朱冰指出，只有对基础研究成果有准确、深入的理解，才谈得上从事下游的技术研发。“如果自己的基础研究很薄弱，会导致对他人的科学成果理解不足。即便是在应用领域，也常常不能意识到国际上发表的哪些科学结论可以用于技术研发。”

　　他告诉记者，由于基础研究的前沿性，国际上公开发表的科学论文相当一部分会有或多或少的错误或偏差。“如果基础研究薄弱，就无法有效对此进行评判。如果不能判断国外同行成果的正确性，常常会导致应用研究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上。如果等到大家都公认了其正确性再去搞研发，应用研究在竞争中就会落后。”

　　“对于基础研究的产出分析，不能说‘你做我分享’。”徐旭东分析说，基础研究产生的首先是知识，而知识不完全是能用文字表达的，除了可以用文字描述的，还有许多“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只有亲自参与其中的那些人，才能理解‘只可意会’的部分，从而全面认识、真正理解其成果。”

　　“另一方面，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联系日益紧密、成果转化步伐明显加快的今天，如果科学家觉得自己的研究成果‘可能有用’，在论文发表之前可能就开始实用性研发了。等他们做出来之后，你再去理解、组织队伍、申请立项，结果只能步人后尘，重蹈跟踪模仿的覆辙。”徐旭东说。

4 力争到2020年基础研究经费占比达到10%

合理调整财政投入结构，引导大型央企承担职责

　　“适当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是我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由之路。”程津培认为，在研发总投入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以及试验发展三者比较合理的比例是1∶1∶3。这一数据是综合研究了世界上主要创新型国家的发展规律得出的，中国要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很难脱离这一规律。“考虑到我国的实际国情，到2020年把基础研究投入占研发总投入的比例增加到10%，是跳一跳能够得着的目标。”

　　增加的钱从哪里来？专家们指出，一是财政投入，二是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

　　“无论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都有很大的优化调整空间。”程津培指出，2012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中央财政科技总支出的比例约为15%，而美国在2000年—2009年间的平均占比为36.5%，其他经合组织国家也基本在30%—50%，有的甚至更高。曾参与《规划纲要》调研的程津培说：“当时形成的研究报告里针对基础研究投入提出了具体目标，即‘到2015年，使中央财政科技拨款中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尽快到达20%。’”

　　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基础研究投入在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中的比重仅占1.5%，大大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地方财政基础研究投入水平，提升的空间很大。

　　在企业方面，发达国家企业投入占全国基础研究投入的比例一般都超过20%，韩国的这一比例则超过50%。反观我国，2011年这一比例还不到2%。

　　程津培指出，目前许多国内企业对基础研究的认识存在误区，认为全是科研院所与大学的任务。“其实，如果企业不具备一定基础研究水平，很难承接实验室里产出的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

　　程津培和徐旭东认为，无论是从企业性质还是经济实力看，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应该拿出更多的钱投入基础研究。

　　“遗憾的是，在现行的考核体系中，他们还缺乏这样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