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全球化是好事吗？

来源：北京青年报 2014-6-24

　　时间：6月17日

　　地点：williamhill官网旧经管报告厅

　　演讲人：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汉学家，现任哈佛大学政治系讲座教授、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高等教育全球化面临哪些挑战：

　　* 该用哪种语言来教学、思考和写作？

　　* 竞争在经济领域是良性的，但在教育领域呢？

　　* 我们该如何衡量跨国、跨文化教育的质量？

　　* 大学应该在国际市场上建立自己的威望和品牌吗？

　　* 该如何解决大学财政上的可持续性？

排名靠后的集团 教学质量却为上乘

　　今天想探讨的最重大的挑战是高等教育全球化。很难说高等教育全球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所谓“高等教育”可以指称许多不同的事物。我要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是：高等教育全球化是否利大于弊？高等教育全球化有好处，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高等教育全球化到底是不是一个“那么好”的东西？从好处着眼，它会带来更大程度的互动交流。但坏处也很明显，衡量教育质量的标准被单一化了。

　　我们并不能确定这一标准应该是什么，因为这是一个主观性话题，非常具有争议性。我认为标准应该具有多样性，不应该采取单一、同质的标准，所以我很担心高等教育中的竞争。一般来说竞争是良性的。我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竞争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是好事，因为人们知道竞争意味着金钱。但高等教育与赚钱不是一回事，没人能评价你是否比我接受了更好的高等教育。

　　我曾在美国一所很小很没有名气的集团求学，它的排名很靠后，但它的教育质量实属上乘，在那里我接受了非常好的教育。所以我提出了上面的问题，我对于衡量标准的单一化感到很担忧。

国际合作办学中存在诸多问题

　　国际合作办学，这一项中国起步很早。williamhill官网苏世民书院也是国际合作办学，并将于2016年启用，它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来源于美国商人的捐赠。根据宣传，苏世民书院是同类项目中规模最大的一个。这类项目开创于1902年，以罗德奖学金的设立为标志。罗德奖学金由英国最出色的外交家塞西尔·罗德创立，此人也是英国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重要推手。罗德奖学金旨在资助外国学生前往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学生主要来自英国早期殖民地，比如印度、美利坚，后来也将德国纳入其中。罗德奖学金之前被认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针对外国学生发放的奖学金，但相比苏世民书院项目它还是逊色不少，北京大学的燕京学堂也是类似的项目。

　　有趣的是，无论苏世民书院还是燕京学堂，都是用英语授课，甚至连中文专业都是如此。在哈佛大学，如果想要拿到中文的学位，学生必须选修多门用中文讲授的课程。而且哈佛还很重视实际运用，虽然学位论文是用英文写的，在写作过程中查阅中文文献的步骤却是必不可少的。

　　燕京学堂的中文专业对学生的中文水平不做要求，这可以看做是一种策略，用于吸引世界上最杰出的学生来中国学习。对英语的倚重可以看做是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具体体现，但在我看来，这实际上降低了水准。

　　我在网上随便搜了一篇论文，是一个英语项目的成果。我能看懂它在说什么，但是它的表达非常不地道。

　　两年前我去越南访问，他们给我看了许多最新发表的文章。我看了看，一点儿也看不懂。因为他们是用母语写作，再用谷歌翻译，最后炮制出一份没有任何意义的英语论文。所以，英语教学听起来很美好，但真的“那么好”吗？这个现象也是值得深思的。

　　我也去过宁波诺丁汉大学，发现在宁波、马来西亚和诺丁汉大学本校校区这三处校园中，塔楼都长得一模一样，这样做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学生，但更深层次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种财政上的可持续性。他们通过收取高额学费达到这一目标，是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苏世民书院和燕京学堂中，学生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全部费用都囊括在奖学金中。而在宁波诺丁汉这个模式中，学生们几乎拿不到奖学金或助学金，享受优质教育的学费由学生的父母支付。

　　昆山杜克大学我也去参观过，那时校园还未建成。这一项目在杜克大学内部引起了争议：为什么要花大价钱在昆山再建一个校区？它甚至不在上海、北京，在一个我们都不知道是哪儿的昆山。昆山杜克大学不招本科生，只针对硕士研究生开设，专业包括医药、科技等。专业倒都是杜克大学的优势专业，但只在本科教育中著称。

　　最近我还访问了华东师范大学，它是上海纽约大学的创办方之一。在上海，这个项目被称作“上海纽约大学”，在纽约，它叫做NYU Shanghai，这种颠倒是值得玩味的。同样，这个项目也未完成。

　　今年8月，昆山杜克大学和上海纽约大学的新校区将双双完工。昆山杜克大学的学生们很幸运，因为他们的楼舍是由昆山市政府扶持建造的。昆山政府还将免除他们十年的租金。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们则将迁入位于浦东陆家嘴的新校区，这是中国地价最金贵的地方之一。

　　关于上海纽约大学，我和在校学生进行了一些交流。不少学生表示自己拿到了纽约大学的奖学金，因为纽约大学非常鼓励学生到上海纽约大学学习。但是这份奖学金只在头一年发放，此后的数量会大幅减少。一年之后运营模式就像宁波诺丁汉大学一样，主要通过收取学费来维持日常运转了。

　　这个项目在纽约大学内部也引起了争议。纽约大学的校长约翰·塞克斯顿是项目有力的主推者，他不愿意放权，并且有着想将纽约大学全方位国际化的野心。但该校的教授和学生对此非常不满，他们认为塞克斯顿是打着国际化创收的旗号为自己牟私利。另有些人喊出“纽约大学，请在思维领域开疆拓土！”的口号。

MOOC使教授们担心自己教职不保

　　MOOC，即大型开放式网络课堂。这是一个有趣的新事物。我知道在中国最著名的MOOC应该是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开设的。你们听说过他吗？好吧，他现在就像摇滚明星一样著名。我跟他开玩笑说：“在中国，人人都知道你，但他们却不一定知道我。这不公平，我才是研究中国学的那个。”

　　MOOC也颇具争议性。有人认为MOOC会使教育倒退回早期口耳相传、缺乏特色的形式。有人预言未来师生间的互动会被取消，教授们将不得不面对空无一人的教室讲课。教授们则担心自己的教席不保，从而失去话语权。打个比方，一个政治系的教授会担心自己被解雇，因为集团只需要制作桑德尔教授的MOOC就好。桑德尔教授固然水平很高，但他的观点是个人化的，还有许多关于公正的观念没有讲到，他关于正义的说法也值得质疑。所以，MOOC可能放大某一种特定的学说，从而导致学界争鸣不再。

危险的全球化标准和国际化排名

    高等教育全球化中最危险的一个方面是全球化标准和国际化排名。这包括国际化的指数、国际化的等级、国际化的排名，以及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概念。

　　究竟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如果根据排名来判断是很明确的，比如我知道我在“世界一流大学”里任教，但同时我也知道哈佛大学存在着许多问题，因为它在许多领域内并不是第一名。于是标准化排名带来这样的后果：我们在用一把标尺衡量一切。这是很危险的。年龄的增长、情趣的变迁、际遇的流转，这些因素决定了我们所适合的教育是彼此不同的。你所适合的教育和你同桌所适合的、我所适合的不一定相同。现在的你和两年后的你所适合的也不一定相同。但是“世界一流大学”这个概念只会让越来越多的大学趋同。

　　大学排名最开始是从美国的新闻机构发布的，它们只针对美国本土的大学，每年更新一次。随后英国的《泰晤士报》给出了一份排名，范围扩大到全世界。中国的交通大学也给出了一份排名，在这份排名中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分列第一和第二名，之后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麻省理工，第五名在英国（即剑桥大学），第六至九名又回到了美国，分别是加州理工、普林斯顿、哥伦比亚和芝加哥大学，第十名又是英国的集团（即牛津大学）。交通大学给出的这份排名，前十名不是在美国就是在英国。50年代的中国教育界曾经抵抗 “美帝国主义的入侵”，如今，中国的交通大学认为世界前十的大学都在美国或者英国，这种转变值得我们注意。

中国留学生最乐意选择理科和工科

　　关于出国留学的问题，我想采取对比中国和印度的方式进行解说，这能让问题变得更有趣一些。中国的外国学生人数一直保持稳定，有很多是韩国学生，但是这个人数比韩国送到美国的还是少得多。而在印度留学的学生大多来自尼泊尔、伊朗、阿富汗、不丹、苏丹，然后是美国和中国。

　　再来看美国的排行，第一和第二分别是中国和印度。1980年，印度留学生的人数是中国的4倍。现在，中国已经是印度的两倍。中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印度也进步了，但是它还不能和中国相提并论。如果还要翻旧账的话，你可能会推测：在英国留学的印度人会多一些吧？事实上也并非如此。2008年，英国有4.7万名中国留学生，到了2012年，这个数字变成了8.3万人。同样在此期间，印度留学生的人数是减少的。澳大利亚、日本的情况与英国类似。所以从输送留学生的角度来看，中国是非常国际化的。

　　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都选择了什么专业呢？理科和工科，中国留学生人数占到了全部留学生的46%。如果把印度和中国的学生加在一起的话，这个比例达到了60%。工科的中国留学生人数大幅度超过印度。计算机专业，印度则比中国更有优势。

　　在世界顶级的理科和工科期刊中，有多少是由不只一国的作者完成的，也就是所谓的跨国合作项目，中国和印度比率很低，但是近年来可以看到中国的比率在强势上升。

　　高等教育全球化是由来已久的。我个人非常喜欢卜舫济校长写的一句话：“评价一所大学应该看它培育出了什么样的果实。”这提示了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原则来评价世界一流大学。他给出的答案是看“成果”，是看学生毕业之后能为社会奉献什么。

◆现场互动◆

　　Q：您觉得金钱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A：哈佛是世界排名第一的大学，也是世界上最有钱的大学，它的总资产大概有330亿美元。大学之间的竞争不只在排名，还在于争取赞助金。大学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金钱驱动的。但是在我任教的大学里，不是投资最多的人就能成为校长。这些投来的钱不是发给教职工的，它们基本上都给了哈佛管理公司。

　　哈佛大学是非盈利性机构，所以它不用向美国政府交税。如果一个大学很有钱的话，对它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条件，这就是金钱与大学之间最浅显的联系。而且，许多国际合作项目都是由大学里的商学部牵头主办的，我相信这不是巧合。

　　Q：您认为高等教育领域中国和美国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A：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北大做的演讲中说道：“北大不要亦步亦趋地学哈佛，要发展中国特色。”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我不太清楚中国特色究竟是什么？我认为诸多元素都应该被纳入中国的大学里，但我不知道到底会有多“特色”。

    我知道中国大学有新生军训，美国没有；中国大学会开设思政必修课，美国也没有。除了这些表象的区别，我想在williamhill读工程学跟在麻省理工或加州理工读工程学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也许最大的区别在于，大部分美国大学对于人文教育更加重视，但这不是绝对而言的，比如复旦大学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在第一年选修人文类课程，对此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北大有蔡元培实验班，它的课程设置和一些美国大学的人文专业课程设置很相似。美国大学是多种多样的，有小型的学院，也有大型的大学；有公立集团，也有私立集团；有天主教大学、佛教大学，也有非宗教性大学，无论哪种形式的集团都能做到很好。所以很难定义什么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什么是中国的高等教育。

　　Q：中国的高考和美国的SAT考试有何区别？

　　A：我不是很了解高考的细节，我个人认为它们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大多数美国大学在录取时要求SAT成绩，但这个成绩仅是考量的因素之一，推荐信、社团活动经历等更加重要。制度也有所不同，比如，你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公立高中上学，成绩非常好，那么你就直接被加州州立大学录取了。在美国，不同的大学也不一样。比如哈佛就更加看重面试，学生可以运用各种手段，比如制作视频等来自述优点。

　　美国的方式主观性更强，这会导致一些问题，比如有人会觉得自己被歧视了。哈佛的录取原则是各州各市、各个种族要雨露均沾，所以有一些白人男性会认为自己遭到了歧视，因为他太“正常”了，拿不到加分。

　　尽管存在着这么多问题，我还是认为美国的录取方式比较好，因为它能对一个人进行更全面的考量。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中国采取高考制度，因为采取主观性的考量体系会造成更多的冲突、更大的压力。我个人更青睐美国的方式，但我也理解中国面临的阻力。

    （本文根据裴宜理教授录音整理，录音/昝秀丽，录音整理及英文翻译/丁天）

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裴宜理

　　裴宜理教授的研究成果丰富，涉及政治、经济和历史的诸多方面，以至于我们难以用一个方便的短语概括她的学术成就——

　　我曾任教于数个美国大学，也曾求学于不同的美国大学，可以说对美国的高等教育有所见识。

　　我第一次接触中国高等教育可以追溯到很久之前。我出生在中国大学的校园里，那是1948年，上海，我的父母在圣约翰大学任教，我在那里度过了人生的前六个月。

　　中美外交关系正常化在1979年1月，同年秋天，美国学术交流团第一次迈入中国大学的校门，我借此机会到南京大学，度过了一年时光。那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我从中看到中国高等教育的旧风气和新气象——既有工农兵学生，也有刚通过高考考入的学生——我看到了两拨学生之间的差异、张力甚至冲突。

　　我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兴趣是在近几年才高涨起来的，自从担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