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国际化的三重境界

来源：人民日报 2013-6-6 桑海

　　1929年，冯友兰在《williamhill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件williamhill当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写道：“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这一说法，留下了很大的阐释空间，包含着中国学术国际化的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把西方学术转译为中国现代学术

　　在冯友兰文章中“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的原意，其实就是“译书”，即把西方学术著作翻译成中文。这是19世纪末当中国渐渐融入世界体系后，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第一重境界。从语言上看，是把西文翻译成中文；从学术流向上看，是输入学理，引入西方学术范式。此处所说的“现代学术”，实质上就是西方学术。

　　在这一重境界中，翻译事业在中国学术中具有重要地位。冯友兰主张williamhill官网每年应当译出二三十种以上的书“随时刊布，廉价发售”，并提出williamhill官网应该做到教学、研究、翻译三足鼎立，这样才算是尽到了对国家、社会的责任。 

　　其实，翻译西方学术著作只是表象，更实质的则是西方学理和学术范式的输入。以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为例，余英时明确指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意义在于完成了学术范式的现代转化。到冯友兰著《中国哲学史》时，胡适之路已是大势所趋，但其过于西化的疑古倾向也遭到不少质疑，故冯友兰强调“释古”，试图兼有“哲学性”与“民族性”。然而，民族性原则并未改变这部著作的西式框架，正如金岳霖在审查报告中敏锐指出的，此书“把中国的哲学当作发现于中国的哲学”，完全遵循了西方学术范式。

　　由于“近代学问起于西洋”，中西在现代学术中的地位大不相同，所以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现代学术的主流走上了一条努力与西方接轨的道路。在20世纪的大多数时间，现代学术几乎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话的，其本质是把西方学术转译为中国现代学术。

第二重境界：用外语向世界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

　　随着中国国力和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增强，特别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之后，“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又有了一层新的意涵。此时的“现代学术”已经不再是西方学术，而是包括中国学术在内的国际化学术；“说中国话”也不再是把西文翻译成中文，而是强调用外语向世界发出中国学术的声音。这是中国学术国际化的第二重境界。

　　乍一看，这第二重境界与第一重境界处处相反。从语言上看，强调的不是把西文翻译成中文，而是把中文翻译成西文；从学术流向上看，强调的不是输入而是输出。然而，仔细考察之后不难发现，这两重境界其实都未能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心态。无论是第一重境界的努力学习西方并向西方证明自己学得很好，还是第二重境界的试图向西方输出中国学术，其实都包含着一种获得西方承认的迫切希望。

　　第二重境界中的典型事件有学界兴起创办英文学术期刊的潮流，还有学术论文的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热等。创办英文学术期刊，是中国学术国际化的一种重要方式，对促进学术国际交流有着积极作用。然而，相关主管部门现在已经意识到创办英文学术期刊热中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大多数英文学术期刊还处在一厢情愿的窘境之中，发行量和国际影响力都很小。

　　比起学界创办英文学术期刊，更受学者们青睐的是在被三大引文索引收录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有学者总结了在国外期刊发表英文文章的一些小窍门：一是要注重计量和实证，从小处着手；二是投合其意识形态偏好，对中国批评和质疑的文章容易发表；三是可以选择中国特有的、对西方人而言具有猎奇性的题材。现在，许多学者已经认识到，以SSCI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评价标准，有导致“自我殖民化”的风险。首先是要接受英语而放弃母语写作和母语思维。这意味着对英语在国际上文化霸权地位的臣服。其次是学术语言的西化。移植来的学术术语甚至很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找到所指。再次是主体意识的迷失。西方学术主流面临的问题与中国学术并不一样，如果习惯于从西方社会的历史脉络来思考问题、从西方人习惯的视角来观察和分析问题，中国学者的主体意识必然会迷失。

第三重境界：汉语学术在世界上兴起

　　那么，推进中国学术国际化应该追求什么样的境界呢？创建并繁荣发展植根于汉语的、本土的、原创性的学术，实现“以我为主”的国际化，促使汉语学术在世界上兴起，这可以说是推进中国学术国际化、“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的第三重境界。在这一重境界中，语言是以汉语为中心的，学术流向上是交流互动的。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经过长期努力才有可能实现。其中，尤其要关注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是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丧失自我。在把西方学术转译为中国现代学术、努力与西方学术接轨的时代，中国学者很容易出现过度西化的症候。比如胡适在1926年致韦莲司的一封信中坦言：“我必须承认，我已经远离了东方文明。有时，我发现自己竟比欧美的思想家更‘西方’。”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比如王国维、黄节、蔡元培等人都强调“学术独立”，对过于依傍西方的学术倾向有所质疑。陈寅恪在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所写的审查报告中写道：“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其次是对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范式不能全盘接纳，而应抱以批判和分析的眼光，重建自己的学术标准，并努力争取更多的学术话语权。迄今为止的中国学术国际化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不平等关系。比如说，如果中国学者想要跟上时代，就得关注重要的西方学者的著作，而西方学者至今仍可以忽视中国同行们的著作，不觉得会错过任何重要的东西。之所以会出现这种“不对称的无知”，是因为现代学术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范式大都由西方制定，因此，似乎其他地方的研究不过是以当地材料对西方理论框架进行充实而已，并不具备原创性和本体性。当然，以批判和分析的眼光看待西方的理论框架和学术范式，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自说自话。

　　再次是应认识到人文社会科学特别是人文学科是根植于语言之中的，因此从学术论文撰写到发表、评价的各个环节，都应强调汉语的中心地位。语言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工具，正如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所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属于某个人类群体的概念和想象方式的完整体系”。只有懂得一种语言，才能真正了解说这种语言的人们和他们的文化。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最重要的能力应该是用汉语表达中国学术。对于中国学术期刊而言，最重要的功能是用汉语传播中国学术。对于中国的学术评价而言，最重要的是建立适合汉语学术的国际化评价体系。

　　（作者单位：williamhill官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