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主义的文学和文化纬度
来源：人民政协网 2013-08-19 王宁
简介:
王宁教授是在国际学术界有着很高声誉和广泛影响的中国人文学者，现任williamhill官网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他于2010年11月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除在国内著述甚丰外，王宁教授还在国外出版了两本英文专著并发表近百篇英文论文，其中收录入SSCI权威数据库论文40多篇，在中国的人文学者中名列前茅。
阅读提示:
关注国际学术前沿的中国学者都知道，世界主义是当今西方乃至整个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学界的一个热门理论话题:它频繁地出现在政治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的著述中，同时它也不断地被专事文化研究和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当做一种分析文化现象或文学作品的理论视角。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仅在英语世界就出版了这样一些广为人们引证的专著或编著，如玛莎·努斯鲍姆等人的《为了国家的爱:爱国主义之局限的辩论》；提姆·布莱南的《在世界的家园里:当今的世界主义》；谢永平和布鲁斯·罗宾斯主编的《世界主义政见:超越民族的思想与感情》等。最近，专门研究后殖民和第三世界英语文学的加拿大学术期刊《国际英语文学评论》也推出了一个讨论世界主义小说的专辑，并有意识地将这个话题与世界文学相关联。可见，世界主义确实已经成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又一个前沿理论话题。
“世界主义”的历史
作为一个理论术语，世界主义在西方语境下已经有了相当长的历史。作为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理论概念和批评话语，世界主义的源头最早甚至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思想。我们现在所使用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这个英文词的前半部分cosmos就出自希腊语Κ·σμο·(the Universe)，意指宇宙和世界，后半部分polis来自Π·λι·(city)，意指城市和城邦，二者合在一起就意味着世界城市或世界城邦，而持有这种信念和伦理道德信条的人也就被称为“世界主义者”(cosmopolite)，他们所持有的这种主张自然就被称为“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主要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基本意思为:所有的人类种族群体，不管其政治隶属关系如何，都属于某个大的单一社群，他们彼此分享一种基本的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而且这种单一的社群应该得到培育以便推广为全人类所认可的价值。按照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克雷格·卡尔霍恩的归纳，世界主义并非单一的意思，它意为专门关注作为整体的世界，而非专注于某个特定的地方或社群，它也意味着持有这种信念的人在一个多样化的社群中感到十分自在，如同在家中一样，总之，它主要是指在这个意义上个人的某种取向或承受力。
西方第一位对世界主义给出较为详尽描述和界定的哲学家是生于公元前四世纪的犬儒派哲人狄奥格尼斯，他受到苏格拉底的启迪，不把自己的归属局限于某个特定的城邦。当被别人问到他从哪里来时，他回答道，“我是一个世界公民”(I am a citizen of the world ［kosmopolitês］)。从此，世界公民就成了持有世界主义信念的人们所共同追求的理想。同样，对于持有世界主义信念的人来说，对人类的忠诚并不一定非把自己局限于某一个特定的民族－国家，他们所要追求的并非是某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而是更注重整个人类和世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和利益。
启蒙时期应该是世界主义的一个高涨期，涌现出像康德这样的哲学大师。1795年，康德在一篇题为《永久的和平:一个哲学计划》(Zum ewigen Frieden:Einphilosophischer Entwurf)的论著中提出了一种世界主义的法律/权利，并以此作为指导原则，用以保护人们不受战争的侵害，他主张在普遍友好的原则基础上遵守一种世界主义的道德和权益。康德认为，只有当国家按照“共和的”原则从内部组织起来时，也即只有当这些国家为了持久的和平而从外部组织成联盟时，同时只有在它们不仅尊重自己公民的人权而且也尊重外国人的人权时，真正的世界和平才有可能实现。康德的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有着一定的影响，当代西方的左翼哲学家德里达、哈贝马斯等人的世界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康德思想的启发。此外，康德还介绍了一种“世界法律”(cosmopolitan law)的概念，这种所谓的“世界法律”是除了宪法和国际法之外的第三种公共法的领域，在这之中，国家和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权利，作为个人，他们具有的是作为“地球公民”(citizens of the earth)所享有的权利，而非某个特定国家的权利。
如果说，19世纪前的世界主义大多停留在哲人们的假想和争论层面上的话，那么19世纪以来则是世界主义真正付诸实施和逐步成为现实的时代。世界主义的哲学假想被政治上有所抱负的人们付诸实践。自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以来，资本的海外扩张，弱小国家的民族工业的被吞并，以及跨国资本和新的国际劳动分工的形成等，都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做好了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市场资本主义打破民族－国家的疆界并且大大扩展自己势力的行为，他们这样做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生产和消费已经不仅仅限于本国，而是遥远的外国甚至海外的大陆。在他们眼里，世界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一种意识形态意义的反映。
当然，作为有着宽阔的世界主义胸襟的思想家和革命者，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探讨了资本主义生产的“世界性”特征，同时也认为，各国的无产阶级也分享一些基本的特征，并有着共同的利益，因此他们在《共产党宣言》的结束部分呼吁“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此外，他们还认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等，这些都是带有鲜明的世界主义倾向的论述。再者，就其血统和出身背景来看，马克思本人也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的犹太血统和后来带有的共产主义信念决定了他必定要作为一个世界公民，四海为家，肩负为全人类谋利益的使命。在马克思思想的影响下建立的“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就是带有这种世界主义倾向的政治和组织实践。
当代的“世界主义”
进入20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的特征变得日益明显，从而也加速了政治上和文化上全球化的步伐。按照国际政治学者扬·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的概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尤其是80年代起，对全球化术语的使用在各种语言、社会部门、职业与学术学科间迅速传播，其最早的使用可追溯到拉丁语的globus。但是，“全球化”则暗含一种发展、一个过程、一种趋势和一种变化，它相对而言则是一个新词，在20世纪后半叶才得以大规模地使用。我们可以将全球化描述为四个主要方面:国际化、自由化、普遍化和星球化。这四个观念相互重叠互补，因为它们都在广义上指超越民族－国家界限的社会关系的增长。因此很多人也用这个术语同时指这四种观念中的几个含义。但是这四个观念又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含义，有时这些含义彼此之间甚至差别很大。因此在这些含义中选择不同的侧重点对我们了解和实践全球化观念极其重要。毫无疑问，全球化现象在当代社会的凸显客观上为世界主义的再度兴起提供了必要的生存土壤，而世界主义则为全球化的实践提供了理论话语。因此，乌尔利希·贝克提醒人们，我们应该考虑两个连接为一体的过程，在这里，他把世界的相互连接称作“世界主义化”。他用“世界主义”来指称将这些现象当做每个人的伦理责任之源头的情感和态度。一些跨国的国际组织的成立就是这样一种实践。例如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联盟以及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就是这样一些带有“全球管理”性质的国际组织。当然，这些国际组织的职能并不能取代国家的功能，更不能充当所谓的“世界政府”之职能，因此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类似“乌托邦”性质的虚拟的管理机构。这也是哲学和政治社会学层面的世界主义常常遭到人们批评的一个重要原因。
对于世界主义的这种多元取向和矛盾性，已有学者洞悉并作了分析，正如卡尔霍恩所概括的，人们在使用“世界主义”这一概念时常常显得前后矛盾，这自然与世界主义这一术语本身的张力和阐释空间不无关系。应该承认，世界主义的前后矛盾和不一致性使得这一概念经常受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反对世界主义的人首先从政治角度入手，他们认为，就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所赖以建基的民族和国家而言，世界主义者并没有这样一个作为实体的世界民族或世界政府，因此主张世界主义实际上无甚意义。但是为之辩护的人马上就拿有着不同背景和民族来源的美国、加拿大和欧盟来作为世界主义治理有效的明证。但是这种反驳显然是没有力量的。其次，经济上的世界主义也受到质疑。人们以各种论点来表明，经济上的世界主义并非一种可行的选择。马克思和后来的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曾论证过，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在大力发展自身的同时，却有着自我毁灭的因素，它对贫困的国家和人民的剥削与掠夺最终将激起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反抗和革命，而资本主义的一个自我毁灭的作用就是为自己培育了一大批掘墓人。另外，资本主义的无节制发展给人类的自然环境也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过度的发展和消费也将穷尽世界的自然资源。因此批评经济上的世界主义的人认为，经济上的世界主义者或全球主义者未能关注全球自由市场带给人们的副作用，全球化的实践加大了本来就已经存在的贫富差别和区域间的差别。
再者，伦理道德上的世界主义也受到人们的批评。对这种形式的世界主义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指向一种伦理世界主义的心理学假想是行不通的。一般人往往对自己国家或民族的成员有着更为强烈的热爱和依恋，若为了以全人类的名义来褒奖某个道德社群而淡化对本国同胞的依恋无疑会损害我们同胞的感情。因此人们主张，需要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民族认同来发挥作用，而那种民族认同所需要的就是对另一些有着与之相同的认同的人也给予必要的依恋。因此，主张世界主义的人认为，爱国主义可以通向世界主义，因为一个人若要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也有爱心，他首先应当热爱自己的同胞。
当前，世界主义作为学术理论界的一个热门话题，正在不断地为人们讨论中。综合西方同行的先期研究成果，我这里仅简略地勾勒出我本人对世界主义的不同形式进行的建构。(1)作为一种超越民族主义形式的世界主义。(2)作为一种追求道德正义的世界主义。(3)作为一种普世人文关怀的世界主义。(4)作为一种以四海为家、甚至处于流散状态的世界主义。(5)作为一种消解中心意识、主张多元文化认同的世界主义。(6)作为一种追求全人类幸福和世界大同境界的世界主义。(7)作为一种政治和宗教信仰的世界主义。(8)作为一种实现全球治理的世界主义。(9)作为一种艺术和审美追求的世界主义。(10)作为一种可据以评价文学和文化产品的批评视角。
“世界主义”与文学
从事文化和文学研究的学者早就开始关注世界主义这个话题，并结合其在文学作品中的表现，从世界主义的视角对之进行新的阐释。已故欧洲比较文学学者杜威·佛克马是比较文学界比较早地涉及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话题的，他在从文化的维度对全球化进行回应时，主张建构一种新的世界主义，他更为关注全球化所导致的文化趋同性走向的另一极致:文化上的多元化或多样性。佛克马提请人们注意，西方世界以外的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与这种世界主义不无关系。例如儒家学说中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和追求人类大同的理想等都有着世界主义的因子。
从文学的角度来讨论世界主义，人们往往首先会想到“世界文学”这个话题。可以说，对世界文学概念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歌德对包括中国文学在内的东方文学的兴趣。当年，歌德等一大批西方思想家、文学家和学者正是在东西方文学的启迪下，提出了关于世界文学的种种构想，因此把世界文学当做比较文学的早期雏形是十分精当的。但是对于世界文学的范围和内涵，年逾古稀的歌德并没有作出明确的界定，这倒为后来的学者对这个概念的进一步讨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歌德的世界文学理念很快就在北美洲的超验主义文学家那里得到了回应。爱默生受到歌德的启发，对世界文学的内涵作了一些界定，爱默生所强调的更是世界文学所应当追求的某种普世价值，并指出世界文学与民族文学并非替代的关系，而是一种并存的关系。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欧洲中心主义”占统治地位时，却很少有人注意到爱默生对世界文学建构的理论贡献。而当比较文学发展到全球化阶段时，传统的欧洲中心主义和后来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被突破。一大批有着宽阔的世界主义胸襟的学者看到了东方文化及其文学的价值，于是世界文学的再度提出就超越了早先的“欧洲中心”模式。最近几年内再版的两部著名的世界文学选——由马丁·普契纳(Martin Puchner)主编的《世界文学选》和由戴维·戴姆拉什(David Damrosch)主编的《朗文世界文学选》就分别收入了大量非西方和非经典的文学作品，中国也有几十位古代和现代的作家的作品分别收入上述两部世界文学选集中。这一举措实际上消解了“欧洲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模式，使得一大批长期以来被压抑在边缘的东方文学作品进入经典的行列。
首先，文学创作中往往具有一些带有永恒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例如爱情、死亡、嫉妒等。这些主题都在伟大的作家那里得到最为形象的体现，例如，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易卜生、卡夫卡等伟大作家的作品都表现了上述具有永恒意义的主题，因此他们的意义就远远超出了特定的民族/国别文学，而成了世界文学。他们所关注的并非是某一特定民族/国家的人们的生存和命运，而更关注的是全人类带有普遍性的一些问题，因此他们创作的作品通过翻译的中介，迅速在全世界流通而成为世界文学。
其次，就其美学形式而言，文学除去其鲜明的民族特征外，更具有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特征，都追求一种共同的美学。例如小说、诗歌、戏剧几乎是各民族文学都使用的创作形式，虽然这些文体在不同的民族/国别文学中的表现形式不尽相同。而辞、赋、骚则是汉语文学中所特有的文体，它只能产生于古代中国。史诗则是古希腊文学的特有形式和最高成就，因而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荷马史诗便成为世界文学史上一种不可企及的范本。因此就这一点而言，弘扬世界主义并不意味着排斥民族主义。
再者，就文学批评而言，世界主义为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评价提供了一个广阔的维度，我们可以据此追问:为什么某一部作品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算作是具有独创性的，而另一部作品又在何种程度上抄袭了先前产生的作品或与之相雷同而失去其独创性的？显然我们是基于一种世界性的视角，因此文学世界主义便赋予我们一个宽广的视野，它使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本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而是要在批评实践中，把目光指向世界上所有民族、国别的优秀文学，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具有独创性的伟大作品都必须是具有绝对意义上的独创性，而并非仅限于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同样，我们在从事文学研究时，必须对一部文学作品进行评价，这就涉及评价的相对性和普遍性。基于民族/国别文学立场的人往往强调该作品在特定的民族文化中的相对意义和价值，而基于世界主义立场的人则更注重其在世界文学史上所具有的普遍意义和价值。
世界主义虽然在中国当代语境下是一个新的术语，但它在中国历史上并不陌生。古代的儒家思想中就有着某种世界主义的因子，但是直到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学家才真正具有一种世界主义的意识。早在上世纪20、30年代，人文学者傅斯年和陈寅恪等人在国外留学时，就曾在国际学界发表英文论文，试图与西方学界进行平等的对话，他们虽然势单力薄，但他们的这种尝试实际上为我们现在所主张的中国学术国际化奠定了基础。在文学创作界，世界主义也曾以不同的形式，主要是无政府主义的形式，在中国文学界有过响应，并吸引了一些崇尚无政府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鲁迅、蔡元培、茅盾、胡适、郑振铎等人都撰文鼓吹过世界主义，或译介西方的世界主义理论。在作家中，巴金和叶君健是两个著名的例子:两人都对世界语(Esperanto)这一基于世界主义信念人为造出的语言有着浓厚的兴趣，但巴金很快便选择用母语创作，而叶君健则用世界语从事过文学创作，并受到国际世界语学界的重视。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世界语由于其自身的局限和使用者人数的局限，远远未能达到英语的流通之广度。这就说明，在强大的霸权语言——英语的威慑下，任何试图不顾语言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而任意建构一种新的世界性语言的尝试都是难以为继的。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大力弘扬中国文化、促使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尝试都离不开英语的中介。因此借助英语的“霸权”力量来把中国文化的精髓介绍到全世界仍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今天讨论世界主义才不至于陷入乌托邦的泥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