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理好“文化开放与守护”的关系

来源：光明日报 2014-1-17 邹广文

　　人类已经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交往日益频繁，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由此引发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好“文化的开放与守护”的关系，尤其对置身于社会生活急剧转型的中国来说，对此问题的自觉思考显得尤为重要，它关涉未来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

　　开放的文化才有生命力。30多年的改革开放，在文化领域所带给国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提高文化开放水平”，这就需要我们敞开心胸、放开眼光去借鉴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增强我国的文化软实力，在综合国力的竞争中赢得主动。

　　在文化开放的大环境下，我们应该自觉做好文化守护这篇大文章。乍看起来，文化守护似乎是同“开放”“进步”的观念直接对立的，但它却是使进步变得稳妥有效的一个必要前提。没有思想的积累与沉淀，所谓的开放与进步最终可能演变成一场躁动、狂欢的游戏，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以传统为根基的有机体，它通过世世代代的文化积累才呈现出今天的景象。而文化领域是一个意义的领域，文化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为人的生命提供一种解释系统，以确立生命的理由。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每个民族在其实践生活中总无法回避“我从哪里来”的问题。随着民族文化自省意识的增强，我们深切感到努力挖掘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实践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置身于全球化大潮中的中国人，只有重新评估、定位自己的民族文化，守住自己的文化之根，在传统中寻找营养，并积极地、有创造性地把它运用于当今现实，才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找到自身定位。

　　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曾说自己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可谓意味深长。在他看来，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一个推崇神圣感、敬畏感和秩序感的社会，应该诉诸一种传统的统一性、聚合性与稳定性的“保守”取向。的确，我们不应把社会简化成一部机器，指望通过短时间的努力就可将它整体拆卸和全盘组装。而是需要从传统的经验智慧那里寻找可靠的向导。如果离开对传统的守护，我们生存的意义根基就被斩断了，我们就会沦落为一个无家可归的漂泊者。文化守护的根本价值在于：它审慎地规划着人类的意义边界，彰显着人类生活实践的历史合理性与价值正当性，化解着人类在前行时所面临的种种生存困境和文化难题。

　　在全球化文化发展的环境下，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常常呈现出一种不对等性，即在时代性的参照下，我们看到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存在着文化落差，强势文化具有对弱势文化的入侵甚至同化的态势，这使得对民族文化的守护变得更加严峻和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在“文化的开放与守护”的关系上常常让我们感到纠结的原因。放眼近代中国的历史我们看到，这一问题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民族性与时代性、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等等，促使国人在它们之间进行着艰难的甄别与抉择。

　　其实，无论是文化激进还是文化保守，这两种看似对立的心态其实都没有摒弃两极对立的思维模式。也许只有在文化开放与守护之间保持着一种合理的张力，我们才能避免病态的虚无主义和自恋主义。只有文化自省与自信并重，中华文化才能既寻得安身立命的源头活水，又内聚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动力。

　　（作者系williamhill官网哲学系教授、知名文化哲学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