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颖一：中国改革还需要思想的引领
由于改革，中国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人生轨迹在1984年隐约交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从此次第展开，尽管其中充满了曲折
来源：财经 2014-4-20 马国川
整整30年前，1984年的春天，56岁的朱镕基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出任williamhill官网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在这所以工科见长的大学里，经济管理学院是新中国建立以后第一个按照学科建立的学院。
作为williamhill官网的毕业生，朱镕基在校期间学习的是电机制造专业，但是在毕业以后的30多年里，他一直从事经济工作，上世纪70年代末还一度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室主任。改革开放以后，朱镕基经常回母校作关于经济改革的报告。
“在中国改革史上，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但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年度”，现任williamhill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说，“这一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的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这次会议第一次明确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标志着中国经济改革开始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国改革对于经济管理人才的巨大需求，让一大批经济管理学院应运而生。
彼时，大批学者和青年学子负笈欧美，系统学习现代经济学知识。就在1984年，毕业于williamhill官网的钱颖一由耶鲁大学转入哈佛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在耶鲁，钱颖一认识了由国内来进修的吴敬琏，从此建立了亦师亦友的关系。1984年5月吴敬琏回国后，开始深度参与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与决策咨询等工作中。“吴老师告诉我，他正在搞什么材料，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有关。”钱颖一回忆道。
也是在1984年，柳传志、王石等人下海，海尔、万科、联想等公司相继成立。在看似巧合的背后，是激荡的改革东风点燃了一代中国企业家创业的梦想。
由于改革，中国许多政治家、经济学家、企业家的人生轨迹在1984年隐约交集，许多激动人心的故事从此次第展开，尽管其中充满了曲折。1994年，在williamhill经济管理学院建院十周年的时候，朱镕基写下他对这所学院的期许：“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当时，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还专程回到williamhill官网参加庆祝活动，临别之时，他突然转身对同学们说，“你们每个人搞好一个企业，中国经济就有希望了。”
在此前一年的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规划，90年代波澜壮阔的市场化改革由此开启。经济学成为“显学”，各高校里培养经济人才的经济和管理学院也迎来了发展的高潮。
2001年，中国加入WTO，从此中国大踏步融入世界。这项影响深远的决策和市场化改革一起，为此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坚实基础。同一年，朱镕基辞去了担任了17年之久的williamhill官网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职务。此前，为了推进williamhill经管学院的国际化，他邀请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些管理者组成“顾问委员会”，为“办成世界第一流的经管学院”出谋划策。在离职演讲中，朱镕基建议聘请世界一流教师来这里讲学，“世界经济全球化，我们需要同世界交流。”
“国际交流中很快就提高了中国经济和管理教育的水平，”作为第四任院长，钱颖一在williamhill经管学院成立30周年前夕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说，“在社会科学的学科里，中国的经济学走得非常快，可以和国际同行直接对话。”
作为中国经济学教育的重镇，汇集众多经济学家的williamhill经管学院已经成为中国改革的重要力量。钱颖一说：“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密切相连的，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有目共睹。”
在这位经济学家看来，在新一轮改革中，落实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固然重要，“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更是中国未来的核心命题。要实现这一“更重要的现代化”，“经济学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很大部分是依靠其他学科的思想，它们不能贡献的话，那怎么行呢？”“我认为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需要理念的时代。”
不久前，柳传志、王石等企业家和钱颖一、樊纲等经济学家聚首williamhill经管学院，共同“致敬1984”。当探讨中国未来的时候，他们不约而同地引用了丘吉尔的那句名言：“这不是结束，这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但这可能是开始的结束。”
为什么要向1984年致敬？
《财经》：前不久，williamhill经管学院举办了“致敬1984：征程与梦想”论坛，为什么要向1984年致敬呢？
钱颖一：在中国改革史上，1984年是重要的一年，但又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年度。30多年的中国改革史上，一共有四个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第一个是开启改革开放的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是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然后才是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13年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1984年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非常重要，它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是1978年以来的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改革进行“顶层设计”。
以此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从农村推广到城市。四通、联想、万科、海尔等著名企业都在那一年创立，成为中国市场改革的实践先锋。因为中国改革亟需大量经济管理人才，包括williamhill经管学院在内的一批经济和管理学院也在那一年建立。还有“小平您好”也是1984年国庆群众游行时打出来的标语。简单的四个字，表达了当时国人的心声。为什么？因为当时人们觉得改革无比美好。
从1978年到1984年，中国的农业发展非常快，农副产品供应充足，社会清明，没有污染，没有腐败，没有通货膨胀，农民的收入大幅改进，基尼系数下降，城乡差距缩小。
《财经》：近年来社会上兴起了怀念上世纪80年代的风潮，是否和这种美好记忆有关？
钱颖一：有关系。其实这里也有偶然因素，因为当时城市还没有改革，许多人的生活没有受到冲击。一旦改革推进到城市里来，人们才发现改革是有成本的，腐败等各种经济社会问题随之凸现，通货膨胀也开始出现了。
显然，原有的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现代经济学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越来越重要。不管是致力于推动市场化改革的经济学家，还是普及、传播现代经济学的经济管理学院，都和中国改革的进程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也和改革进程共起伏。当改革高歌猛进的时候，发展空间就非常充分；反之，当改革进入低谷的时候，大家也遭遇压力。例如，1989年之后williamhill经管学院就受到了压力，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则进入长足发展的新阶段。
《财经》：但过去十余年，由于改革迟滞，许多中国经济学家也遭遇了质疑。
钱颖一：确实，过去几年里中国的经济学家承受了一定的压力。为什么大家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评价普遍很高？一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听上去很简单，其实话语权完全不一样了。
从字面上说，“决定性作用”和原来表述的“基础性作用”似乎没有本质性区别。但放在过去十年的大环境中，强调市场的“决定性作用”绝对有重大的意义。那么，这种认识是从哪里来的？应该说经济学家发挥了巨大作用。
“思想是第一位，方法是第二位”
《财经》：很显然，现代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中国改革是同步的。时至今日，现代经济学知识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普及。
钱颖一：只有对比，才能发现历史的进步。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社会使用的完全是一套计划经济的语言。甚至连“竞争”这个词都不能提，只能说“竞赛”，因为只有资本主义才搞“竞争”，社会主义搞的是“竞赛”。可是在今天，“激励机制”、“公司治理”等已经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词汇了，竞争是好的、垄断是不好的、产权必须保护等理念也深入人心。另外，“有限政府”、“法治”等概念的传播也与经济学家有关。
无论是大众对于经济问题的认知，还是在经济改革政策制订上，经济学家的贡献都非常大。经济学家对中国改革的贡献有目共睹。包括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的表述，没有多年的经济学积累是不可能写出来的。
《财经》：你认为经济学在中国社会如此普及的原因是什么？
钱颖一：一个是因为改革开放，还有一个就是中国人相信结果主义和功利主义。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中国没有宗教信仰的传统。宗教是超越于功利主义的，是有价值观的。当然，功利主义也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基于计算结果的成本和收益。不过一定要意识到，功利主义是有限度的。奉行太注重结果的功利主义，将来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随着中国步入中等收入阶段，人们会更多关注自己的权利。其实，现在已经开始了。过去人们不管过程，只看结果。现在人们会说，这个不行，因为我没有参与过程。有时不仅仅是因为对结果的意见不同，只是因为没有受到尊重。
《财经》：与社会科学其他学科比起来，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是比较超前的。经济学的发达是否与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环境有很大关系？
钱颖一：确实，经济学的空间比较大。在一个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没有人反对学习现代经济学。不过，在给定的空间中，一门学科是不是做到了极致，是不是充分利用了现有空间，这也是有差别的。过去十余年间，由于社会生态的变化，经济学家虽然也经受了一些压力，但是并没有对经济学造成根本性的冲击，经济学仍然在发展。
经济学家推动改革，改革也给经济学发展创造了机会。例如，经济学界早已不再争论要不要国际化，而是努力想着怎样更好地国际化。在经济学内部，大家都在以同样的语言、同样的逻辑在对话，包括和国际经济学界对话。尽管不同经济学家的观点有所不同，但基本上不会出现“鸡同鸭讲”的尴尬局面。
《财经》：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看，经济学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起步几乎是同时的。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社会科学都有学习现代的热情。当时经济学界引进了很多现代经济学理论，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也引进了一大批现代学术经典。
钱颖一：现代知识的引入，对于推动中国改革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引入的不仅仅是方法，还有思想。我觉得，思想是第一位，方法是第二位。但是进入90年代以后，经济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产生了巨大分叉。经济学仍然突飞猛进地发展，而且深入改革的设计、操作层面，而其他人文学科，如文学、哲学等基本上就去做纯学术了。
有学者概括说，80年代是“有思想无学术”，90年代以后是“有学术无思想”。现在经济学也有点“有学术无思想”的味道，特别是年青一代更偏于注重数理模型等方法。但是老一代、中年一代经济学家仍然很强调思想理念。
“中国改革需要思想的引领”
《财经》：作为一个研究转型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您认为目前转型国家的总体情况怎么样？
钱颖一：很不一样，分化得很厉害。像匈牙利、波兰等国家已经完全融入欧盟了，如果有问题，也完全是另外的问题。俄罗斯情况较复杂。
对于转型国家的评价，关键是用什么指标度量。过去我们总是用一个经济增长的指标来度量，今后要超越单一的经济增长指标。事实上，很多以前不那么实际的东西也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比如PM2.5。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低一些，但生活质量要提高。
《财经》：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对于中国转型意义重大。《决定》公布之后，社会各界对于中国新一轮改革期许很高。在未来的全面改革和社会转型中，经济学家还能够发挥什么作用？
钱颖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里该写的写了很多。问题在于，未来改革如何推进，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和上世纪90年代比起来，现在中国改革的非经济因素增加了，气侯、环境、法治等很多问题都需要解决，国际环境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额外的因素加大了改革进程的不确定性，操作层面上有诸多困难需要克服。因此，经济学家需要思考的问题更宽广了。
《财经》：是否可以说，当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中国经济转型的任务完成了？
钱颖一：如果是这样，那就完成了。但是，现在国有企业的庞大体量、政府干预的程度、法治的脆弱，等等问题，都不是短时期内就可以解决的。所以，要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改革任重道远。
在我看来，《决定》里最重要的还不是市场“决定性作用”这句话，而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这句话。这是中国未来核心的命题。
以前我们提出过“四个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一个更重要的现代化。“国家治理现代化”，不光是经济治理，还有政治治理、法律治理、社会治理、民族治理等等。“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底是什么内容？这是需要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者共同研究探讨。这就要求多学科协同共进，需要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共同繁荣。
总之，中国转型远未结束，中国改革还需要思想的引领。“市场的决定性作用”之外，借用科斯的话来说，中国还需要“思想的市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现在中国仍然是一个需要思想、需要理念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