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从市场繁荣走向创作繁荣

来源：人民日报 2014-5-13 尹鸿

　　电影的多样性，建立在对市场的尊重、对观众的尊重的基础上。多样性如何找到与观众需求的关联，如何引起观众的共鸣，是必须正视的问题

　　10多年来的文化市场培育，极大地解放了中国电影的生产力，不仅使衰弱的中国电影业获得了新生，而且还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从这一角度可以说，中国电影体制改革和产业发展成效卓著。中国电影市场从10多年前的小饼干变成了如今的大蛋糕。在经过连续12年30%左右的平均票房增长之后，国产电影的年产量已经达到700部左右，年票房已超过200亿，影院观众人次超过6亿，各项指标都位列全球前三名。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开始从最初的“吃饱”转向“吃好”，从“够吃”转向“好吃”，开始不满足于“拳头”“枕头”“噱头”这样初级的所谓“娱乐性”，也不再满足于视听奇观带来的感官化刺激，而是越来越希望看到更多不仅“养眼”而且“养心”，甚至“养脑”的电影作品。近年来，一部部缺乏艺术创新、完全按照“商业配方”生产的所谓大制作、大场面、大明星的古装武打动作片纷纷遭遇“滑铁卢”，而像《中国合伙人》《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北京遇上西雅图》《一代宗师》等影片，或者因为唤起观众的情感共鸣，或者因为注入艺术的审美关怀，反而得到更多观众的喜爱和好评。即便是《一九四二》《桃姐》《白日焰火》这样一些体现鲜明艺术个性和严肃创作态度的相对“沉重”的作品，也获得了以往难以想象的票房成绩，满足了相当一部分观众对电影的多样化需求。这至少证明，随着电影市场的扩大，观影频次的增加，电影观众已经越来越成熟，或者说越来越具有差异性和多样性，观影水平在逐渐提高。观众的成熟，是电影创作成熟的基础，而电影创作的成熟，则必然走向电影文化的多样化、分层化。

　　其实，不仅观众越来越不满足于粗放的电影娱乐，越来越多的电影人也开始意识到电影创作应该肩负的文化责任和社会责任。在不久前召开的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年会上，导演们集体投票决定，本年度最佳电影、最佳导演两个最重要的奖项空缺，以表明对当前创作状况的“不满”和“反省”。一些导演表示，前一阶段热衷于为市场拍摄电影，的确为挽救中国电影市场、激活中国电影产业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当市场的列车已经轰然启动，还是希望我们的电影能提供更丰厚的营养，担当起更多责任。如果说电影是生意，那也应该是有文化的生意。电影人的这种自觉反省，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电影市场繁荣带来的信心。尊重生活、尊重艺术、尊重艺术家，必然会带来电影创作“万紫千红”的多样性，电影题材、类型、风格、样式将会有更大的丰富，从而与当下急剧变化的转型社会相适应。

　　电影的多样性，当然是建立在对市场的尊重、对观众的尊重基础上的。无论是商业类型片、不同风格的文艺片，还是主旋律电影，创作多样性如何找到与观众需求的关联，多样性如何引起观众的共鸣，都是必须正视的问题。当今中国，从生态环境到心灵世界，从历史认知到现实观照，从社会认同到个体生存，都面临着许许多多大家关注的领域、题材、问题，都体现了人们寻求沟通和共识的强烈愿望。从这个角度说，电影人的社会责任，并不只是电影人自身“悟”出来的，更是时代赋予的，是时代变化的急迫性“倒逼”出来的。电影人必须做出回应。

　　我们应该意识到，市场并非电影文化多样性的天敌，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支持、鼓励和善于管理，市场反而可能成为电影多样性的土壤。美国电影产业早已完全市场化，但一方面可以产生《指环王》《哈利•波特》《变形金刚》这类技术化、奇观化的商业娱乐电影，另一方面也能推出《阿甘正传》《幸福来敲门》《林肯》《为奴十二年》等主题严肃、充满人文关怀的优秀作品。重要的是，为电影创作提供更加宽松合理的创作环境，通过电影政策和电影批评建构鼓励创新的评价体系，推动电影观众、电影创作者、电影产业链各相关环节在文化多样性上达成更多的共识，为电影创作的多样性提供更加有利的传播支持和引导，这些都是中国电影从市场繁荣走向创作繁荣的必要条件。如果说，前一阶段中国电影体制改革交出了一份较有实效的答卷，那么现在，“多样化是市场改革最大的红利”应该成为我们面对的新考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