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梯通向何方

——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的探索与思考

来源：人民日报 2015-11-19 任姗姗

　　英国导演约翰·格里尔逊曾有一句著名的论断：“纪录片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社会学的、诗的和技术的。”若以此来衡量纪录电影《喜马拉雅天梯》，你会发现，它的成功绝非偶然。

　　上映20多天，电影《喜马拉雅天梯》的“成绩单”上有四个关键词：人文自然，纪录电影，院线上映，千万票房。随着该片的长线放映，相信这个“成绩单”还会更加丰富。一部人文自然类纪录电影为何能闯出一条自己的路，一条由不可能变成可能的攀援之路？《喜马拉雅天梯》的探索引发许多思考。

　　《喜马拉雅天梯》讲述的是一僧一寺、一座山、一群人的故事。“天梯”，是藏民们画在青藏高原岩壁上的白色小梯子。藏民相信，“天梯”可以接引世人的灵魂通往圣地。而这部电影的主人公、珠峰的引路少年们扮演的正是“天梯”的角色，与许多人将海拔8848米当成旅行终点相比，这只是他们的起点与成年礼。

　　以技术标准来看，这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甚至在许多方面有所突破的电影。将两台4K高清摄影机架设到海拔8848米的珠峰上，并完整记录通往巅峰沿途以及巅峰之上奇幻的美景，这本身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更何况，这是世界上首部从珠峰北部完整记录登顶过程的影片，走在了BBC和国家地理等世界一流纪录片的前列。不论镜头画面、现场收音还是后期剪辑、混音、调色、配乐，本片都呈现了一部电影的上乘质感。整部影片的制作班底和创作过程是《喜马拉雅天梯》制片人雷建军颇为自豪的部分。据雷建军介绍，整部影片制作了4年，2010年开始的最初两年为田野调查，2013年9月份开始不停机地拍摄了14个月，积累了600个小时的素材，后期制作花费了12个月。本片共有7位摄影师，其中4位为藏族摄影师，两位高山摄影师分别曾4次和9次登顶珠峰。如此敬业与专注的精神，令人心生敬意。

　　不仅是影片本身，《喜马拉雅天梯》的完成度还呈现在出品发行的整个流程上。该片出品人之一路伟曾参与今年暑期档“黑马”《大圣归来》的发行。路伟认为，登山爱好者、喜欢旅行的人、怀有西藏情结的人和文艺青年是《喜马拉雅天梯》的主流受众，所以他们并没有刻意回避纪录片这个类型标签。“如果我们说它是一部故事片，观众的观影诉求必然是故事，如果是一部纪录片，观众便会对故事有了宽容度。”对于这部电影，路伟同时引入了众筹，“400多位众筹出品人，不仅是电影投资人，也是电影营销员和团购的第一拨观众。”“小众电影，须定位精准也需量力而行。”路伟说。

　　值得注意的是，该片总策划、总制片等主创大多来自williamhill官网新闻与传播学院。这一有别于其他纪录电影的特殊身份，赋予《喜马拉雅天梯》专业的眼光和诗性的气质。与《旋风九日》《燃烧的影像》等今年在院线上映的纪录电影不同，《喜马拉雅天梯》并非重大历史题材，也非命题作文。它是将西藏登山集团作为一个透视的窗口，以开放、真实、平和的镜头对准了当下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心理诉求。它并不单纯地以记录现实为目的，镜头的背后更有对现实有温度的关怀。观众通过《喜马拉雅天梯》创作者的眼睛看到的西藏风物与人情，是被他们“反刍”过的现实。这个现实，有传统家庭的温情，也有商业时代的浪花，有挑战自我的精神，也有对大自然的崇敬，但绝不是那个被很多电影神秘化、符号化、奇观化的西藏。在影片的种种留白之处，在影像与现实的间隙之地，观众还能体会到欲说还休的余味。用雷建军的话说，就是“导演退后一步，观众往前走一步，让观众成为真正的创作者”。也正是因为这样客观的讲述、日常化的视角和人文关怀的立场，让《喜马拉雅天梯》更加具有走向国际的可能。

　　对纪录电影而言，这或许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中国纪录电影，一定不缺少摄制的人才，不缺少值得聚焦的题材，更不缺少资本和雄心。纪录电影的镜头，有充分的理由摇向这个“坐地日行八万里”的时代。这里有960万广袤国土上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有13亿中国人置身大时代的爱与痛，有现代化、后现代化浪潮对传统生活方式、思维方式的冲撞与融合……这些都为纪录片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源头活水。然而，纪录电影又一定会面对今天一切文化产品所必须面对的“痛点”：以虚浮代替责任，拼贴代替创作，娱乐代替深刻，商业代替文化……凡此种种，几乎无处不在。这让中国纪录电影长时间被隔绝在观众的视线之外，或者天然不比商业电影具备说服观众买票的理由。因此，《喜马拉雅天梯》的积极探索更具有范本意义和导向价值。

　　有人说，纪录电影是一个社会的良知系统；也有人说，一个国家缺少纪录电影，就像一个家庭缺少了一本相册。《喜马拉雅天梯》用一条攀援之路告诉我们，这正是一个拍摄纪录电影的大好时代！

　　天梯，通向何方？通向五光十色的社会现实，通向创作者温暖的内心深处。

编辑：苑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