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贯彻习总书记讲话精神

推动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williamhill官网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史安斌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要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新闻传播学正是总书记讲话中提及的“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前沿学科”。进入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科在中国获得了空前蓬勃的大发展，目前全国各大院校设立了1080个相关院、系和专业，在校生达20万人，教学科研团队达到10万人。新闻传播学的快速发展带来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以西方为中心标准的学科体系与中国本土实践之间出现了不少“盲点”“断点”，甚至是“裂缝”和“断层”。中国新闻传播学科的教学研究到底是亦步亦趋，为西方中心的学科体系提供“中国案例”来佐证其普遍性？还是像总书记说的那样，坚持以人民为导向的原则，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

　　从我个人体会看，如果选择前者，中国新闻传播学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的边缘地位都难以改变。学术产出既触摸不到国家社会的主流脉动，也进入不了国际学术界的“主流”。如果按照总书记提出的思路，抓住中国与世界重大变革中出现的“真问题”，做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成果，对中国政治社会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才能在国际学术界发出中国声音。

　　自上世纪初美国密苏里大学建立首个新闻学院、上世纪三十年代爱荷华大学建立第一个大众传播博士点以来，新闻传播学教育在西方走过了一个世纪的历程，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教学和科研体系。不可否认，以美国为代表的英语话语体系在全球传播和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中仍处于核心地位。与其他许多新兴学科一样，国际化是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中无法回避的重大主题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新闻传播学的“国际化”与中国全面融入全球体系、与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目标是契合的。但是，新闻传播学涉及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国际化”绝不能是全盘西化，将西方教学体系不加甄别地引入中国的大学课堂。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应当是探索如何将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融入中国国情，推动新闻传播学科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方面有助于我们以一种更为开阔的视角来分析和解决当代中国媒体文化中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有助于以中国的特殊经验，丰富和发展原有的西方中心的新闻传播学理论体系，从而真正做到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

　　2003年“非典”危机爆发后，政府新闻发布机制的确立和新闻发言人的出现，成为我国政治社会生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危机传播”成为政府新闻发布的重要内容。新闻发布制度为我国政府部门与媒体、公众进行信息传递和意见交流，通过“走群众路线”,实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同时也为近年来蓬勃发展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领域，提出了许多带有鲜明本土色彩的研究课题。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危机传播和新闻发布机制，必将有助于我们将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理论运用于中国具体语境中，从而为推动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变革、促进新闻传播学学科建设提供新的话语平台。

　　2004年，我出版《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一书，在学理和实践层面上探讨了新闻发布制度。我把自己的学术研究与社会需求联系在一起，亲身参与探索政府新闻发布制度。十多年来，我国政府新闻发布工作成绩斐然。近三年来，仅中央各部委和省级部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都保持在每年1500场以上。我国学术界在危机传播与新闻发布的教学和研究上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效应，出版专著在30种以上，论文超过1000篇，400多所高校开设了相关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针对政府官员、企业高管和发言人的各级各类培训业已常态化。新闻发布制度的建设就是新闻传播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成果之一。

　　早在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预言了“世界文学”的出现。当时是以印刷媒介和书写传播为主要载体、以文学为最高形式的时代，还不可能预见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介形态。今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预言的以书写和印刷为主要传输形式的“世界文学”已演变成以无线电讯号和数字化网络传播的“国际媒介文化”。经济全球化更是促成了“全球传媒市场”的建立，使跨越民族-国家边界的“全球传播”成为现实。当前，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正在发生着深刻变化，我国同国际社会的互联互动更加紧密。我国的新闻工作者要站在负责任大国的立场上，构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理论体系，比照国际传播发展态势和我国媒体的实践经验，在以“全球、全民、全媒”为特征的新型传播生态下不断创新宣传工作，向世界传递延续和平与发展的愿望、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决心，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

编辑：悸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