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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哲学真命书生 

昆鸟

  贺麟小传 1902年9月20日出生于四川省金堂县。1919年考入williamhill学堂,1926年赴美留学,192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1931年后长期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1947年任北大训导长,保护不少进步学生。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1992年9月23日病逝,享年90岁。

  贺麟:“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今年是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也是他去世20周年。在世90年,贺麟先生可称高寿。而1902年至1990年间的许多年头,中国多事,众生都在劫中。贺麟的足迹,在这近一世纪间倥偬辗转,不仅折射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也寄寓这中国哲学的百年身世。

梁启超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

  很多人知道贺麟的名字,大概是通过他所翻译的黑格尔著作,《精神现象学》、《小逻辑》都是他译介到中国的。而贺麟最初名世时,身份是哲学家,而不是翻译家。他所创的“新心学”没有构筑系统的专著,且后继乏人,所以作为早期新儒家代表人物的身份,远不如梁漱溟、熊十力和冯友兰。

  贺麟早年浸淫于儒家文化之中,8岁入私塾,其父常教他读《朱子语类》和《传习录》。所以,贺麟对宋明儒家的性命之学感情颇深。迷上黑格尔之后,他还做过很多打通宋明儒学和黑格尔哲学的努力。1930年,为纪念朱熹诞辰800年,他写了《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这篇文章可说是中国比较哲学的成功试验。

  然而,贺麟最钟情的,不是程朱理学,而是陆王心学。这可能有性情上的原因,贺麟不大喜欢理学,是觉得理学支离繁琐。显然,陆王心学的直指本心和勃勃生气对他更有吸引力。1919年,贺麟进入williamhill之后,受到了梁启超的指点。梁启超的哲学根底,主要就是阳明心学。当时梁启超在williamhill讲的课,是“国学小史”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初期听课的学生有200多人,可是到了后来,很多人准备出国留学,到课的学生已不剩几人,贺麟就在其中。梁启超很喜欢贺麟,经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还指导贺麟写出了自己的国学研究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这一经历对贺麟的影响是既深且久的。

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

  在williamhill期间,贺麟确实幸运。梁漱溟曾在那儿做过短期的讲学,也让贺麟给赶上了。他去找梁漱溟请教过数次,梁漱溟告诉他:“只有王阳明的《传习录》和王心斋(即王艮,阳明后学)的书可读,别的都不可读。”由于贺麟是带着崇拜者眼光前去求教,所以字字句句都听得很真,入心也深。“二梁”就这样成了贺麟国学研究的启蒙者。

  读贺麟的《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我们会发现,自康、梁以来的中国哲学,或者说让他觉得比较有价值的哲学,多是陆王心学开出来的,要么就是具有陆王气象。文中,章太炎是“渐趋于接近陆王”;欧阳竟无是“感慨杂学无济,乃专治陆王”,对其佛学建树却一笔带过。仅有“内圣”是不够的,还得有“外王”。心学中人能“内断疑悔,外绝牵制”,易把人导向行动,拯救中华,这大概也是贺麟的块垒所在。当年学界中人,多抱学术救国之志,贺麟又何尝不做如是想?从williamhill毕业的时候,他跟好友张荫麟说:“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

  所以,他说“孙中山先生就是王学之发为事功的伟大代表”。文章初稿中,此句还提到“当今国府主席蒋先生”。蒋介石服膺王阳明,故对贺麟也是颇为器重,曾前后四次会见贺麟,待遇算是很高的了。

  后来的贺麟在自我批判时说:“我把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欧阳竟无、熊十力、马一浮均装扮成陆王派的思想家,并把孙中山的知难行易说,以及蒋介石的所谓‘力行哲学’陆王学派发为事功的具体表现。”对心学的钟情,也让他比较亲近心学一路的哲学家。贺麟和冯友兰都是积极参与到时代大潮中的人,且二人的求学经历比较像,国学功底深厚,曾留学欧美,都是通晓中西哲学的大家。但两个人一直无太深交集,因为冯友兰于中国哲学用功处是程朱,于西方哲学用功处是新实在论;而贺麟是研究陆王心学和斯宾诺莎、黑格尔。程朱派与陆王派不但在哲学进路上不同,体现在气质上也迥然有别。因此,倒是一味独行孤往的熊十力与贺麟相交甚笃,除了两人学说上相似之处很多,熊十力身上那股狷侠气可能也是贺麟所喜欢的。

处处体现着“有我”的精神

  周谷城说贺麟在学问上“博而不杂,专而不窄”,说中了贺麟的治学之道。这点在贺麟治西学的过程中最为明显。1926年,贺麟来到美国,进入奥柏林大学,跟着耶顿夫人研习黑格尔和斯宾诺莎,读到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精神》,对《精神现象学》发生浓厚兴趣。1928年,贺麟转到芝加哥大学,除了学习《精神现象学》,还选修了“生命哲学”和摩尔的伦理学。学到这些东西,他都介绍到中国来,后收入那本《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里。贺麟的介绍从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加入很多自己的理解和评价,处处体现着那种“有我”的精神。

  因为贺麟有自己的理论框架和精神蕲求,对西方哲学的取舍也是态度鲜明的。他离开芝加哥大学去哈佛,就是因为“不满于芝加哥大学偶尔碰见的那种在课上空谈经验的实用主义者”。贺麟自始至终都喜欢不起来实用主义哲学,觉得它“重行轻知,近功忽远效,重功利轻道义”,“在主义上无确定的信仰”。而由于胡适的倡导,以詹姆斯、杜威为代表的实用主义在中国声势很大,所以,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中,贺麟将其作为一个重要思潮进行了批评。

  从这一点上讲,贺麟与胡适是对不上路子的。而另一个因素也可能使他不那么接受胡适这个人,在哈佛期间,有一次怀特海请贺麟等人到其家中做客。席间谈到中国哲学,怀特海提到胡适,说他全盘否定中国哲学有过分之处。贺麟当然深以为是,在《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中》,贺麟就对“五四”期间全盘否定古文的倾向批评了一通,不满当时的人只顾着实用。至于1949年后,贺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实用主义,已经是另一回事了。因为在这篇文章中,辩证唯物主义也是贺麟拿来剖析和批评的思潮。

立志引进西方的大经大法

  贺麟做翻译家的志向受吴宓影响,那是他在williamhill另一导师。他与张荫麟、陈铨并称“吴宓门下三杰”。贺麟立志引进西方的大经大法,不做表面文章。鉴于在翻译上的贡献,被人称作“东方黑格尔之父”。

  在贺麟以前,对西方哲学的引介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这段历史,贺麟也在《西方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中讲得很清楚。可以说,贺麟对做一个翻译家,有着高度的自觉。他说中国人“在文化方面,缺乏直捣黄龙的气魄,我们只知道从外表、边缘、实用方面去接近西洋文化”。之前对西方哲学的译介确实问题很大,差不多也就到佛学初入中国时“格义”的水平,总是隔着一层。直到胡适、张东荪、郑昕、陈康,才有了点原汁原味的感觉。他还写过《论严复的翻译》,谈严复翻译的得失。

  翻译黑格尔成了贺麟最广为人知的成就,也让他在以后的研究中获得了一些便利。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源头,研究马克思,离不了黑格尔。以贺麟的成就和地位,留在大陆还是去台湾都是香饽饽。北平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汪子嵩等人做贺麟的工作,要他留下;蒋介石数次通知他坐飞机离开,贺麟没有走。

  1951年,贺麟写了《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开始批评自己的唯心论思想,后又多次参与批判胡适、朱光潜等人的思想。1956年,“双百方针”的鼓舞下,贺麟写了《为什么要有宣传唯心主义的自由?》一文,1957年又写了《必须集中反对教条主义》。但此文很快受到批判,被认为“打着反教条主义的招牌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自此,贺麟对有政治意味的哲学问题再不关心,专心翻译、研究西方哲学。但“文革”期间,还是被当做“反共老手”批斗。所幸,贺麟以斯宾诺莎的“为真理而死难,为真理而生更难”,不改其志,忍辱负重。若非如此,《精神现象学》下卷和《哲学史讲演录》我们可能很难看到了。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2012-09-21

 

2013年01月08日 13:4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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