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williamhill园和williamhill人物

来源：文汇报 2013-8-27 王东明

　　王东明，王国维长女，小时候曾与父亲一起度过了几年的williamhill岁月。最近她的《王国维家事》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在内地出版。王东明住在williamhill园的时间虽短，却享受了天伦之乐与童年时无邪的欢笑，但也在这短短的时间中，相继失去了亲爱的大哥和敬爱的父亲。对和父亲最后共同生活的环境和事迹，以及当时印象最深的人和事，凭着记忆忠实地记载下来。

西院居处

　　williamhill西院宿舍，每栋只有正房三间。右手边有下房一间，内一小间，通正房，可作卧室或储藏室。左边外为厨房，内为浴室及厕所。其设备已稍具现代规模，有进口的抽水马桶，只是浴盆是用白铁皮制成，天气稍凉后，身体接触盆边，有一种冰凉透骨的感觉，因此后来将它拆下，改用木盆。

　　厨房旁邻接隔壁房屋处，有一个小厕所，是抽水蹲式便池，专备佣仆之用。那个时候，即使居住上海等大城市的人，多数也未见识过这么新式的卫生设备。

　　这些房屋的特点是院子比房屋的面积大，每户都栽种很多花木。屋后紧接邻家前院，门开右边，左邻刚好相反。如此共有两列连栋房屋，合计20户。每户都是朱红漆的大门及廊柱，闪着金光的铜门环，在当时看起来，倒也气象万千。

　　第二个特点是窗户特别大，一个房间中有三扇大玻璃窗，上为气窗，后有两扇小窗，对着别家前院，装得特别高，以确保各家的隐私权。除气窗外，均不能开启。气窗上面，蒙有绿色纱布，北方人把它叫作冷布。每逢更换冷布及裱糊顶棚，是一件大事。每户除门铃外，每间上房，均有电铃通下房。这种设施，在当时还很新颖。

　　屋外是一条平坦的柏油路，路边种着高大的洋槐树，外面即为石砌的大围墙。这条围墙除南院外，包围了整个园区。正对两列宿舍中间的大马路，有一对大门供出入。门内侧的传达室有人全天候守护。大门外即为通西直门的大道，旁有小河，终年流水，清澈见底。冬天仅有靠两岸处结冰，春夏山上融雪，急流汹涌，沿着河边散步，听着水声及林间蝉鸣，为一大乐事。

　　我们向校方租屋时，原为17号及18号两栋，以为连号必然毗连，等到搬家时才发现18号在最西面，17号在最东面，两宅相距一二百尺。后来不知是与16号交换了房子，还是16号正好空出来了，总之，当年冬天母亲回乡带我来到williamhill园时，我们已住在西院16号及18号了。

　　16号是父亲的书房，为研究写作的地方。书室为三间正房的西间，三面靠壁全是书架，书籍堆放到接近屋顶，内间小室亦放满了书。南面靠窗放大书桌一张、藤椅一只，书桌两旁各有木椅一把，备学生来访时用。中间为客厅，只有一张方桌及几把椅子而已。东间为塾师课弟妹处，厕所后墙开一扇门，通达18号。门虽开在厕所，但门一打开，即把马桶遮住，所以虽为访客必经之途，尚无不雅感觉。18号为家人饮食起居之所，以目前的眼光来看，实在是很拥挤的。

　　前院平常很少有人进去，大门常年关闭，后院颇整洁，母亲爱花，老用人钱妈是农家出身，对种花很内行，虽然没有什么名花蕙兰，春天来时，倒也满院生香。

williamhill三院的特色

　　williamhill教职员的宿舍，共分三院，南院位于大门外左侧，为两层楼西式建筑，都是较为年轻的学者所居，如赵元任先生夫妇及陈寅恪先生，即住于1号及2号。当时赵家已有两个女公子，陈伯父则尚未成家。赵氏夫妇在生活方面很照顾他，遂成为通家之好。

　　西院地处williamhill园的西北角，建筑古色古香，距学生活动区域较远，恬静安适，是理想的住宅区。出门购物，离城府（村名，始建于明代，后撤销）约一里，离海甸（即海淀镇，始建于金代，1954年改名为海淀区）约三里，在没有交通工具的时期，离市集稍近的地方，就方便得多。西院住的大概是年龄较长的教授和职员，租金也较便宜。墙外不远，是圆明园遗址，断垣残壁，硕大无比的石柱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好像在抗议无情的战火对它残酷的摧残。

　　北院在园内东北角，为西式平房，大部分为外籍教授所居住。宿舍外面空地很广，不远处有一个土丘，下面有一个洞穴，小孩们常在洞里玩耍，并有刺猬出入。爬到丘顶，看到墙外一片平原，据说是个农场。

赵元任伉俪

　　赵元任先生夫妇在williamhill时，是风头人物，无论衣着或行动，都很受人瞩目。当时williamhill集团的教授，大都是留学回国的，可是太太们，多数是旧式家庭妇女，保守、节俭，在家相夫教子，从不过问外面的事。只有赵伯母——杨步伟女士，与众不同。她也留过学，敢在大众面前高谈阔论。平时，人未进门，爽朗的笑语声已响彻庭宇。这种豪放不羁的个性，在女性中是难得一见的。

　　她爱穿洋装，因为身体略胖，所穿丝袜，也要从外国买来才穿得下。这些看在我们晚辈眼里，好生令人仰慕喜欢。那时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语汇来形容那种感觉，长大后才知道这大概就是所谓潇洒吧。

　　赵伯父对衣着也很讲究，他常穿西装，或长袍下穿西装裤。再配上一副金丝眼镜，更显得温文儒雅。那时他们已有两个女儿，虽只有六七岁光景，也打扮得漂亮又活泼，是全园最出色的孩子。

　　赵伯父深通音律，家中客厅里有一排摆成弧形的木鱼。据说可以击出高低音阶，可是我们都没有看他敲过。

　　他们家爱请客。当时首创的所谓“立取食”，其实就是现在的自助餐，把食物放在长桌中间，客人拿了餐具，自己取了站着吃。这种吃法，在当年是闻所未闻的。参加的客人，宴罢回来，都议论纷纷。还有些太太们，将镂花纸巾带回家去保存，因为向来没有看见过。

　　最轰动一时的是赵伯母与另外两位教授太太合资，开了一间食堂。因在williamhill园大门前右方、南院对面的小河边，河上有小桥，故命名为“小桥食社”。木屋抑或茅舍，今已记忆不清，只记得屋后绿树成荫，前方及左边均濒临小河，古雅的建筑，景色宜人。

　　文君当垆，至今传为佳话，可是当时封建气息特重的北平社会，尚不能接受这种新思想。williamhill算是较开放的，但对赵伯母的创举，多半抱持着不太赞同的态度。

　　“小桥食社”供应的，以南方菜点为多，我只记得有一种烧饼，香酥松脆，很像现在的蟹壳黄，与北京硬韧的芝麻酱烧饼一比，风味截然不同。她选用的餐具都很漂亮。

　　“小桥食社”生意不错，食客有学生、教职员及其眷属，附近又没有别的小吃店可去，可以说是独门生意，或许应该说是一枝独秀才对。问题是赵伯母交游广阔，又喜请客。凡是稍熟的人到店里，她总是嚷着：“稀客，稀客，今天我请客。”就这样，“小桥食社”在请客声中关闭了。

陈寅恪先生

　　陈寅恪先生在williamhill研究院任教时，尚未结婚，与赵元任先生比邻而居。他自己雇了一个听差，侍候起居，却在赵家一起吃饭。

　　那时还没有电冰箱，所谓冰箱，是用木料制作，里面钉了洋铁皮，上层放冰，下层放置要冰镇的东西。台湾地区在电冰箱没有普及以前，也常见到。在北平，冬季河水都结厚冰，有专营藏冰的冰窖，冬天把冰放进去，到夏天取出来出售。williamhill的住家中，九成都有冰箱，可冰酸梅汤、水果、开水等。冰块每天由冰厂的伙计按时送来，赵伯母身体肥胖，夏天怕热，所以尤爱冷饮。

　　我们离开北京后，三哥住在williamhill，时常到父亲生前好友处走动。赵伯母豪爽又好客，是一位非常使人乐与交往的女主人，因此他们家经常是座上客满。有一天，三哥去串门子，客厅中坐了不少人，陈寅恪先生也在座，赵伯母正穿梭宾客间谈笑风生。等到三哥坐定了，赵伯母说：“今天要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可是听完了不许笑啊。”

　　原来前几天，天气很热，陈先生从外面进来，直嚷着好热。赵伯母就从冰箱里取出一瓶冰开水，倒了一杯请陈先生喝。他喝得很过瘾，见到装水的瓶子，觉得既方便又清洁，便问赵伯母瓶子是哪里来的，赵伯母说：“是酒瓶。”

　　第二天，陈先生交代听差去买了两瓶酒。那时瓶子并不普遍，酒很少是用瓶装的，大部分是用坛子盛放的，买酒都要自己用容器去装回来，叫作“打酒”。所以瓶装的酒，多半是好酒。酒买回来了，陈先生却叫听差把酒倒了，瓶子洗干净，送去请赵伯母装冰开水。

　　赵伯母用风趣的言词，揭开这位老友的妙事，使得在座客人都捧腹不止。赵伯母自己也笑得前仰后合，只有陈先生在一旁悠然自若地微笑不语，真是大智若愚啊！

朱自清的另一面

　　大约是民国十五年（1926年）春，朱自清先生家搬进14号，我们与他家也就成了近邻。他们孩子不少，且都是不满10岁的幼儿。朱伯母身体瘦弱，一副病恹恹的样子，衣着也是十分随便。我们经常看到他呼儿唤女地团团忙着。

　　朱先生很喜欢小孩。傍晚时分，只要有空闲，他总会坐在家中屋前的台阶上，与孩子们游玩、讲故事。也许是体谅太太，把孩子带开了让太太稍微得到休息吧。除了自己的孩子，邻居七八岁的儿童，也会围着他听讲。六弟和松妹便是座上常客。如果到了晚餐时，尚不见二人踪影，不用找，必定是在朱家听故事。经常是我去叫他们回家。

　　一进大门，就可以看到一双双小眼睛凝神静听的姿态，以及朱先生比手画脚、全神贯注的样子。直到我长大后，才体会到：那是他与孩子们的心灵在交流，彼此到了融会合一的地步，是他拥有一颗赤子之心，才能与天真无邪的孩子无拘无束地坦诚相见，犹如水乳交融。而当他面对一般世俗之人时，便失去了那种自然交流的通道，显得拘谨木讷。凡是至情率性的人，很少不拙于言词的。他们生活在内心世界中，心中想要向人表达的，往往是口不如笔。

　　我那时已过了听聆童话故事的年龄，但还不到欣赏《背影》《荷塘月色》等文的时期，等到上了中学，在课本上读到《背影》和《匆匆》二文时，已是多年以后的事了。

　　摘自《王国维家事》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王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