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海棠诗

来源：《东方早报》2013-9-22　张旭东

　　君子择善固执，其实择不善亦固执，孟子所谓“我自不动摇”，是为君子。后来他的“万物皆流，金石独止”，不能说与他这种性格关系小。

　　胡文辉先生《陈寅恪诗笺释》自2008年刊布，倏忽间已是五年，今日此书繁体横排再版，订补颇多。作者远道又赠一部，惶悚感激。我当日对海棠诗提出意见，于今丰干饶舌，准备再说几句。

　　《陈寅恪诗存》中有《燕京西郊吴氏园海棠》（一题作《吴氏园海棠二首》之一），全诗云：“此生遗恨塞乾坤，照眼西园更断魂。蜀道移根销绛靥，吴妆流眄伴黄昏。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原注：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

　　前人娱乐太少，赏花是件挺重要的事。具体到陈寅恪身上，他似乎比较喜欢海棠。他写海棠的诗比较多，这里是他诗集里写海棠花的第一首。但赏花赏到“此生遗恨塞乾坤”，倒也少见。知必非单纯咏花，而是写其他事。那是写什么事呢？吴宓日记里面说：“寅恪此二诗，用海棠典故（如苏东坡诗），而实感伤国事世局。”胡文辉认为是写“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135页）。吴说太泛，几可笼罩一切，等于没说；胡说虽切，错了方向。

　　第二句“照眼西园更断魂”，“照眼”二字从“五月榴花照眼明”一句来，写海棠之艳，语简意完。陈先生长女流求有一则笔记，讲到1934年前后的陈家生活，云：“多数周末下午母亲带我和二妹小彭进城看望祖父。父亲星期六上午到东交民巷学梵文，后即回姚家胡同祖父寓所团聚。然后父亲和母亲带我们姊妹一同乘校车返williamhill园。” （蒋天枢《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民国二十三年甲戌[一九三四年]先生四十五岁”条）陈家这种宁静的生活延续到第二年无大变化，但时局如此，内心不能真正的宁静，总有细小的物事，将触发宁静中的担忧。“照眼”二字写出了这种不其然而来的触动。那么，在1935年的暮春，吴家花园的海棠将谢，四十六岁的陈寅恪，看到依然红艳而终将谢去的海棠，究竟想到了什么让他顿感“此生遗恨塞乾坤”？

　　第二联最不易解，我当年没说清楚的就是这一联，“蜀道移根销绛靥，吴妆流眄伴黄昏。”宋人陈思的《海棠谱》，第一句就说：“蜀花称美者有海棠焉。”这句可为“蜀道移根销绛靥”下注脚，说它发源于蜀地；“移根销绛靥”是说蜀花移至京门，漂泊中绛靥销却。《海棠谱》又说：“海棠虽盛称于蜀，而蜀人不甚重，今京师、江淮尤竞植之，每一本价不下数十金，胜地名园目为佳标。而出江南者，复称之曰南海棠。大抵相类，而花差小，色尤深耳。”这句可为“吴妆流眄伴黄昏”下注脚，写其漂泊江南，依黄昏而憔悴。迁徙漂泊这一点其实吴宓也已看到，但他习惯于陈诗中寻“事”，于是认为这首诗与“Edgar Snow 《Red Star Over China》书之内容——‘二万五千里长征’”有关。胡文辉虽详辨吴宓将蔚秀园混为吴家花园之误，却近乎固执地继承了他“共产主义运动”一说，抓住“蜀道移根销绛靥”的“销绛靥”三字，指称“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并加按语谓“海棠色红，故比喻以红色为标志的共产党”（137页）。但按照这种思路，下句“吴妆流眄伴黄昏”无法解释，故将“吴妆”解作：“亦作吴装，原指中国画一种淡着色风格，相传创始于吴道子，故名；又以形容色彩淡雅者，宋洪适（误作“洪適”）《海棠花二绝》之一：‘雨濯吴妆腻，风催蜀锦裁。’故此句仍指海棠的红色变淡。”（136页）硬要挤出“褪色”二字，流于附会。甚至“海棠移植他处，则红色减褪”这句话（136页倒行七），文中也没注明出处；而《海棠谱》明确说南海棠“花差小，色尤深”。文辉先生明显读过或查检过《海棠谱》（因为有所引用），不知为什么此书前面几段全忽略过去，没有解决“吴妆”即指“南海棠”这个问题。

　　第三联“寻春只博来迟悔，望海难温往梦痕”，上句说今事，下句用典，用典之处出注，谓“李德裕谓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如海棠之类是也”。我们知道，从黄宗羲到邓之诚，所倡导的以诗证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以诗题、以诗注证史。诗无达诂，以诗证史难，以诗题、诗注（指自注）证史易。他们特别注意有作者自注的那些诗（邓氏《清诗纪事初编》是显例）。这首作品也有作者一个注，值得引起注意。作者用“凡花木以海名者皆从海外来”的典，正画出海棠漂泊的身影。整首诗写到这儿，惧漂泊、怕流散之感，已跃然纸上。

　　尾联“欲折繁枝倍惆怅，天涯心赏几人存”。今日折枝，已是存梦，现依依不舍之情与对未来之无限忧虑。

　　这首诗写海棠花，抓住这种花的移植历程，充满空间感，很自然地写出很多颠沛流离之感、迁徙无助之情。

　　不是每首诗都有思想，有故事，但这首诗我觉得还是有其内涵，因为涉及“避地”，这可能是陈先生平生诸多主题中的一个。1937年以后，陈先生可以不走，事实上很多人也没有走。但陈氏很知道自己的性格，他不能忍。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他对这种离乱早有预见，如《赠蒋秉南序》（1964年）云：“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乾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环宇纷扰。”《柳如是别传》卷首云：“天下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年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这些文辉先生大著都已提到，但没有发挥应有之作用。陈先生这种恐乱世、惧漂泊的情感在1935年平静的生活中被海棠所触动，抒发出来。

　　二是他早有应对这种局面的准备，也就是说，一旦到来，是走还是留，他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他研究唐代，研读过韩偓的诗集，并作过批注，对韩冬郎唐末避地闽中，远离朱温所占的政治中心，有所认同，《四库提要》由此谓其人为“唐末完人”，这种判断在清末士人中影响很大。这个意见，1927年王静安自沉后，他写挽诗，有“曾访梅真拜地仙，更期韩偓符天意”之句，就有清楚的表达。意思是不该死，应当避地。但是“避地”对于体弱多病的陈来说，毕竟是件艰难的事。他自己不想动，流求所描写的1934年的生活，甚至可以看作他的理想。但卢沟桥事变以后，陈三立绝食而死。如此处境，父死于斯，子必不能留。义无反顾，走上思想上已有准备、身体上不愿实践的避地之旅（他后来戏谓“自笑平生畏蜀游”）。随校南迁，目盲脚膑，皆在途中。这是第一次避地。

　　抗战结束后，重返williamhill，过上盼望已久、甚至觉得一生都难以再求的平静生活。好日子是短暂的，至1948年底，决定离开都门，避地岭南。目盲脚膑做大撤离，一如数年前之坚决不犹豫，可见他这种避地的思路有多“顽固”。他不以自己为废人而能幸免，离开中心是打定主意的“读史早知今日事”。这是第二次避地。（顺便提及，“读史早知今日事”这个名句，就是《吴氏园海棠二首》的第二首里的句子，我们这里讨论的是第一首。第二首不能在这里赘述，请自翻阅。）

　　在第一次避地的途中，在蒙自写下海棠诗；在第二次避地的岭南，写诗思念在williamhill手植的海棠，都与这最初的一首海棠诗相呼应，描摹出飘泊的花。

　　至于1949年去留问题，胡文辉、张求会二先生皆有新证，均有理。但鲲西前辈更有倾注情感的表达，他说：“总而言之，一代宗师，于史无所不读，历代兴亡尽在其默识中，抑且殷鉴不远，是则晚年之遭际，其失在一念、仅仅一念之差也。”（《补白二则·陈寅恪1949年去留问题一文读后》，《上海书评》2009年7月11日）而台湾亦是是非之地，以他“打定的主意”来看，陈先生之留而非去，并非“仅仅一念”“一念之差”，而是由来已久的应对。我们替他后悔，也许不必，因为这不是他一时顾及不周，而是筹烂谋深的出处之道；虽然这次错了，由于种种原因，大陆放弃了解放台湾。

　　君子择善固执，其实择不善亦固执，孟子所谓“我自不动摇”，是为君子。后来他的“万物皆流，金石独止”，不能说与他这种性格关系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