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久芳：先父罗家伦的藏书

作者：罗久芳  来源：中华读书报  2014-06-04

　　先父罗家伦的藏书数量共约一万四千册。这批累积了九十多年的藏书，曾长期滞留欧、亚、澳、美四洲，搬运经过地中海、印度洋、长江、台湾海峡和太平洋，却都平安无损，没有遭遇天灾人祸。

　　中国的私家藏书有很悠久的历史，对文化的传承作出过极大的贡献。历代的京都和江南的富庶地带，曾出现过很多著名的藏书世家和他们的藏书楼。可是历经风雨沧桑与战乱浩劫后，完整留存的藏书已是凤毛麟角了。

　　先父罗家伦先生（1897—1969）的藏书，却是他个人兴趣和意愿的成就。由于嗜好文墨诗画的先祖父游幕江西，父亲幼年在南昌受的是庭训和家塾教育，对线装书自然是最熟悉而有感情的。1914年他离家进入上海复旦中学，开始接受新式教育，三年后考上了北京大学外文系，初次接触到大量西方书刊，眼界更为大开。在蔡元培校长创始的学术自由风气之下，他尽情跨系听课，参加各种课外活动，包括组织“新潮社”，为《新潮》杂志撰文，继而担任编辑，又成了“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这些经验，导致他得到一个非常特殊的留学机会。这个“穆藕初奖学金”不限制主修的科目，不要求攻读学位，也没有时间限制，并且鼓励获奖学生们到美国和欧洲，吸收各种不同的文化特色，俾能回国作出贡献。父亲在美国三年之后，奖学金创办人的企业破产，他决定转往英国，德国和法国继续游学，三年中在伦敦、柏林和巴黎三大都市的名大学听课，去博物馆、图书馆看书，找资料，最后选定研究中国近代史为终生志业。

　　早在北大时期，主修外国文学的父亲自然对外文书籍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作为一个穷学生，他却因下笔勤快经常能赚些稿费，逐渐养成了买书的嗜好，并坦白地说，“傅孟真（傅斯年）和我两个人，是每月都要向日本丸善株式会社（代收西书的书店）报效一点款子”。父亲毕业后到达美国，开始与母亲通信交友，第三次给她的信里就提到代她购寄两本书，以后鱼雁不断，信里经常提到赠书和互相托代买书的事。1925年父亲到了巴黎，深感机会难得，买书和读书都很多。他在和母亲讨论求学的一封信里说，“你说你在学‘中国国际条约关系’，此科与我的近代史甚有关系。我关于此方面看书甚多。A.B.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3Vols.与HenriCordier：HistoiredesRelationsdelaChineaveclesPuissancesOccidentales，3Vols.二书较好而可靠，不失为学者著作。二者我都有；后者已绝版，甚难得。我关于此类的书，自己已有百余种，其中甚多难得者”。

　　这段时期父亲的经济情形已很窘迫，不得已通过蔡校长向张元济先生借贷了1500元，才得继续他的研究计划。1926年初父亲委托先回国的陈寅恪先生代向williamhill官网国学研究院申请一笔款子，由他负责代购关于中国史料的西文书籍带回。那时他说“自己的书约一千种，但门类较多，绝不够用”。不巧陈先生尚未抵达北京，williamhill便因故影响到研究院的运作，父亲只得积极筹划回国，无奈再向张元济先生借到600元。他给母亲的信里感慨地说：“近代中国史料中，可译者甚多……。我现在关于此类书籍，极力收买，已有百余种，其中多有绝版者，甚为可贵。但恨经济能力，不容我多购。我的书前函告你约千，但我自己也无法确实统计，大约一千二百至一千五百左右；大约德文二百左右，法文三百左右，余均英文；现分存纽约、柏林、伦敦各处，并堆满巴黎房间；将来运回运费甚可观，不无可虑。……有时候第二天没有钱吃饭了，头一天还是大批买书，不如此则永买不成。”

　　处于这样青黄不接的时刻，父亲买书的热情仍然不见减退。一次他兴奋地告诉母亲说，“我今天买了一部好书——《尼采全集》。此书我在德国时早想买，因其太贵，而且版本不好。现在我于法国旧书店中，买了一部，计八大本，是战前印的，印得精雅之极，目前绝无此等工致印刷。此书原有者并未看过，若在德国，至少卖一百三四十马克，约华币八十元，现在法国书店外行，不知德国书价，竟以二百五十法郎买得（约合华币二十元），将来回国多一种中国少有的书，不胜高兴。”同信还提到，“我近来看洪秀全文题的材料不少，为国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者。我并开始将洪秀全所颁行的书籍钞写，以备将来我edit中国近代史料丛书时作一种。”

　　1926年母亲即将从沪江大学政治系毕业，所以他们通信中讨论读书心得部分特别多。三月间父亲一共写了七封信，18日寄了两本书给她，“一本是Fagnet，PetitHistoiredelaLiteratureFrancaise，他是近代法国大批评家，文章写得极好，而且易读。”；“一本是Mitchell，ThomasHuxley，作者是一位大科学家，而且文章也写得好。”19日的信里说，“我看过太平天国时南京所刻之书二十余种（在伦敦巴黎两处图书馆中），并钞本上谕与文件。西书之中，亦有很好材料。”

　　为了关心与鼓励母亲对参考外文书的兴趣，父亲寄给她的书包括了一本法文文法，两本伦理名著。另外在上船前又为她买了两本法文字典，一本由法译英，一本由英译法，随身带回上海。这期间母亲得知他的经济困境，汇了5500法郎相助，加上朱经农和张元济两位先生为他筹款，才得以买到船票于1926年6月18日从马赛启程回国。途中他给母亲的信里说，临行“还买了一些书和零碎东西。巴黎的书两大箱，已随身带回，柏林的已嘱朋友起运，惟伦敦及纽约的尚没有。但是巴黎的已重至六百余磅，尚有一部分留下由何仙槎（名思源）兄于九月间带回。可谓笨重之极。”这几批书是何时运回到国内，已无法找到数据，但是在1930年夏天父亲给母亲的信里，嘱咐她安排从北平搬回南京时，千万要注意他的曾左全集、太平天国钞本、鸦片战争五本，与Morse，TheInternationalRelationsoftheChineseEmpire；并且要她索回Eames，TheEnglishinChina和McPherson，TwoyearsinChina。可见他的外文书早已辗转运到北平，他的研究工作也从未曾间断。

　　在北平的两个学年（1928-1930）内，父亲开始了他第二个买书的阶段。在那个古老的文化中心里，书画古玩自然是热门的市场。但是位于郊外的williamhill校园交通不便，父母亲只有周末才得进城购物访友，琉璃厂和厂甸显然是他们爱去的地方。在北平他只留下1930年初两个多月的日记，可是在一月间便出现了三次买书的记载。1月19日：购《曾文正公日记》一部，十七元；1月25日：买G.P.Gooch，HistoryofModernEurope；1月30日：厂甸购旧书数种，《云南勘界筹边纪》二册，李振玉——《滇事述闻》，《俄国西伯利冬偏记要》，蔡钧——《出使须知》、《出洋琐记》。如果他在一个月内便买到六种线装书和一本英文书，在北平的17个月内，收购的数量就可想而知了，而且大半的明清版本很可能就是这个时期收得的。何况他离职前还为williamhill买到一位杭州老翰林的风华堂藏书，共约四万册之多，其中元明的刻本就有二千八百多册，是他为williamhill留下的一个纪念。不幸在抗日期间，这批书运达重庆存放，竟遭敌人一次大轰炸全部毁灭了。

　　父亲回到南方尚未赴武汉大学任教，先北上到中原战争前线劳军，途中写了一封信告诉母亲关于购买百衲本《二十四史》的决定：“24史事我心中打算日夜不停，因为我是学历史的人，不忍放过此机会（八天以后即为三百六十元一部，一年以后书卖完必大涨），不得已写了一信致李伯嘉，请其代订一部。全部付款二百六十或七十元，因一时没有，先将商务版税一百六十八元八角就近划账，所余百元左右，一月内寄彼，或从《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稿费项下扣除，以了一大心愿”。这套书的价值大约与他的教授月薪不相上下。1931年父亲回到南京，连续负责政校和中央大学的校务，并过了几年安定的生活。可以想见这个期间他仍然不断收购新旧书籍，包括了数量最大的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四部丛刊续集》和《四库全书珍本初集》。

　　七七事变爆发，父亲立即进行中大迁移重庆的任务，自己的书箱也就跟着大学的图书、仪器等一同上船，平安到达重庆。在小龙坎我家楼梯后面堆积的书箱，记忆中大约有二十只，但仅有极少数开箱取出他需用的书。战时出版业非常艰困，家里的书却仍然有所增加。即使父亲到西北各省考察途中，偶然也有机会遇到一些藏书人家。他在1943年7月22日的日记里说，“在武威李家看其藏书，有商务《四部丛刊》第一集全部。李君赠《续通鉴记事本末》一部。”一周后的记载说，“刘锡三先生赠李卓吾《李氏藏书残本》17册，万历刻本。”此外还有一套明万历年间的《辞赋标意》，是一位邹介民先生赠给朱绍良，朱将军再转赠给父亲的。

　　八年抗战胜利后，藏书全部搬回到南京。重庆和南京的气候都很潮湿，但是木箱内部垫有一层铅皮，所以从未遭受潮气和虫蛀的损害。父亲在南京的一年中，一定也买到过旧书，但只有1947年4月1日的日记里提到，“至泮池书店买《清史稿》一部，七十萬元。”他在驻节印度的两年半中，自然收集了不少有关该国文化和历史的英文书籍。1948年夏天回国述职路过上海时，也曾买到“资治通鉴一部计六种带新德里以备消遣，因该处书实少也。”1949年南京吃紧时，我们全家正客居异乡，家中的藏书有幸承国内亲朋大力相助，先设法运到上海，再跨越台湾海峡到达基隆。次年父亲返台，暂时没有固定住所，基隆的仓库更异常潮湿，所以又乘一个机会，把书箱海运到澳洲。那时母亲正在悉尼安排我和幼妹久华上学，而那里的气候干燥，对藏书很适宜。以后我们母女先后离开了澳洲，母亲返台与父亲团聚，妹妹和我来美国继续读书，书箱则存放在悉尼的储藏公司。直到我与外子张桂生婚后若干年，他应聘来华盛顿大学执教，我们携带二女搬到西雅图定居，久华妹才专程赴悉尼将书箱托运来到我们的住所。

　　1969年父亲在台湾去世以前，家中和办公室里的书不免又增加了不少。包括许多从印度带回的专著，台湾出版与国外搜买的新书。1971年母亲搬来和我们同住，这些书也都一并进入了我们家地下室的“书库”，数量共约一万四千册。其中最早的善本书是明正统年间（1436-1449）杨士奇著《东里文集》，共二十五卷，分为八册。另一部木刻刊印的《东莱先生十七史详节》是明正德十一年（1516）京兆刘弘毅刊本，原为清末民初学者藏书家岭南梁鼎芬先生所藏。

　　从1925年父亲致张元济先生的长信中，可以看到他当年搜集史料，与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目标，特别认为1820年左右到1911年为“中国历史变迁最大之期，可以断代。”他的构想是：一、广为涉猎并抄录英法两国的数据；二、申请款项尽力收购欧洲文字发表的有关书籍；三、发掘经济补助来源，与同辈学人协力培养一批学生，分工从事各方面的研究；四、编辑一种《近百年史料丛刊》，汇合以上各方面的收获，俾能产生一部“科学的历史”。他自认“于此史并不欲其速成，勉力不间断为之，当期以二十年以后耳。”目的是“使中国人从事实里知道自己所处的是一个什么世界……世界上最能说服人的，莫过于事实；从事实而生之反省，才是最可靠的自觉。”这个信念，无疑是父亲藏书的初衷，可惜在他的后半生，时局和工作的性质没能允许他完成这个夙愿。

　　这批累积了九十多年的藏书，曾长期滞留欧、亚、澳、美四洲，搬运经过地中海、印度洋、长江、台湾海峡和太平洋，却都平安无损，没有遭遇天灾人祸。我们家人一贯的愿望是使它们能够完整地安顿在一个学术机构内，为广大的学人和学子提供有用的信息。台湾“国立”政治大学的前身中央党务集团创办初期，父亲便担任教务副主任及校务会议主席；两年后改制为中央政治集团，他又由校务委员转任校务主任兼代教育长，之后一直与政治大学和校友们保持着亲切的关系。一年前适逢政大设立“孙中山先生纪念图书馆”，随即同意接受先父全部的藏书，并由刘吉轩馆长和典藏组张惠真女士专程亲临舍下，不顾辛劳，在二周内完成了分类、包装、计算机清册、交运等工作。善本书籍则由二位随身带回台北。现在《罗家伦先生文库》即将开幕启用，父亲毕生藏书的目的，也将产生功效。作为他的后人，我们深信他在天之灵终将感到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