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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的加减乘除

作者:卞毓方 来源:人民日报 2014-03-31

  读季羡林留德日记,想到人生的另一种计算方式:加减乘除。

  首先谈留学这个主旋律。

  加。被加数,乃既有知识储备,涵括中文、德文、英文、法文,加数,乃选择的新学科,分别为梵文、巴利文、阿拉伯文(后改俄文)、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两数之和,等于——在季羡林的心目中——“中国梵文研究的开山祖师”,“上足以替国家争面子,下足以替家庭挣门面”的货真价实的学者。

  减。万里负笈,目标有二:一、求知;二、挣顶博士高帽。在原定的两年限期内(后因战事无限期滞留),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么,就只有顾全求知,舍弃博士文凭的了。季羡林慨然写道:“博士头衔只是替没用的人预备的”,宁愿“念二年的梵文回中国”,也不要降格以求的什么“英文博士”。

  乘。释放求知的喜悦,让幸福指数跃升为平方、立方。梵文是一种复杂之极的文字,季羡林在克服了最初的畏惧、烦躁之后,渐入学习佳境,他说:“我一上梵文课,觉得浑身舒服。自己也不了解是什么原因。”“最近自己的思想时常在这些古文字上打转,只要一想到它们,心头便仿佛冒出无数的莲花,每个莲花都带有无量的快乐。”

  除。被除数,为留学修成的正果,除数,为归国之后的预期,季羡林摒弃一般留学生梦寐以求的升官发财、飞黄腾达,把目标定在组织研究会,办刊物,建集团,搞平民教育,包括在老家官庄设一所初级小学,期望值愈小,所得的“商”,即梦想成真的几率,也就愈大。

  其次谈日常生活。

  加。增加的是书。中文类为主,德文、英文、梵文之类为辅。一般是从报纸杂志的广告栏查得书目,然后通过邮局订购。书越买越多,多到案头摆不下、床头搁不下、箱子里塞不下,又一次订购了两个书架,让它们向空中发展。

  减。削减的是伙食开支。身为中德“交换生”,德方每月供给的经费,仅够维持基本生活,而买书要花很多额外的钱,钱从哪儿来?家里给不了,自己也无力挣,只有勒紧裤腰带,从牙缝里省。留德十年,“午餐是两片干面包”,“晚餐又是两片干面包”,“十二点半吃了片面包,两点回家,肚子里饿得像火烧”,“为想省钱买两本书,所以又决意实行面包冷水主意”,“中午仅吃了两只香蕉”,“到一点下课。吃了一个苹果,今天没带面包”,“白开水煮白菜,煮萝卜连咸味也没有”,“饿得恨不能连天都吞下去”,类似的记录比比皆是。

  乘。充分利用公共资源。个人买书,总归有限,哥廷根大学有个中文研究所,他就把该所的图书室当成自己的书吧。粗略统计,仅1937年下半年,他从该所借阅的书籍,就包括《池北偶谈》《阅微草堂笔记》《饮冰室全集》《吴梅村全集》《苏曼殊全集》《随园诗话》《东坡诗话录》《新文学大系》等数十种。

  除。孤独因分担而减轻。留学天涯,孤独是宿命。季羡林渴望友谊,也努力争取友谊,他和留学生章用、龙丕炎、田德望、乔冠华、张维、陆士嘉、张虎文,以及国内老友李长之、许大千、王峻岑、梅生等,保持了密切的联系。他说:“只要别人给我一分温热,我必定要拿十分来偿还。”“只要世界上有一个能了解我,能给我一点温热的,我的整个生命,整个的存在都不算白费了。”

  再次谈精神时空。

  加。国家兴亡,匹夫有责。1937年,日寇侵华,他恨不得插翅飞回祖国,参加抗战。读大公报,他写道:“看到绥远将士杀倭奴的消息,心兴奋得直跳,恨不能自己也跑上前线去,手刃几个小丑。”另两处又写道:“昨晚作了一整夜的梦,似乎睡着了,脑筋却一夜没停止思索,老仿佛在想什么。起来……念了点梵文,就出去,先到邮局寄四马克给耸云,捐给绥远将士。”“柏林抗战后援会寄捐册给龙丕炎,让他募捐,我也捐了二十马克,这当然太少,但这区区的数目就是一个月啃干面包的结果,问心也可以无愧了。”

  减。国难当头,存大舍小,大,即民族大义,小,即个人安危。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军事同盟;1942年2月14日,德方派人审查季羡林的政治倾向。“我明知道说了实话会有危险,但我却不能抹煞我的良心。”季羡林的日记如是记载,“我干脆说我是蒋介石的信徒,南京汪逆是卖国贼。我在任何条件之下也不能同倭奴妥协。我已经预备好了,最近他们就会把我监禁起来的。我现在把生死久置度外,我怕这群忘八蛋干吗?”

  乘。把个人命运乘上绝大多数人的命运,也就是把一滴水融入大海,得到的“积”是什么呢?他写道:“在国内的时候,我对共产党颇不表同情……然而到了德国以后,心理上起了一个大的转变,觉得共产党终究是可敬的。同德国的国社党一比,一个是以拯救整个人类为目标,使人类全站在一条水平线上,一个是以自个民族为目标,以发扬兽性。其高下不是很显然的吗?”“我现在敢预言,将来,不只中国,全世界一定都会走上共产主义的路的。”读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中国的西北角》,他觉得“应该把这书翻印一千万部,让每个识字的都看一看。”希特勒悍然发动二战,德军入侵法国,“夜里几乎一夜没能睡好,”他记录说,“心里总想到法国同德国。我有时简直要去当义勇军帮法国把德国恶魔打退,德国与我何仇?自己亦殊不解。”

  除。以小我作分子,以一代文豪鲁迅作分母,两者相除,即刻得出自己的渺小和肩负的重任。且看他1936年11月初的日记:“接到大千的信,知道鲁迅死了,心里有说不出的悲哀,此老一死,没有人敢说硬话,扶持正义了。”“心里不时想到死去的鲁迅。这老头一去,我顿时感到了无边的寂寞。我现在才知道,鲁迅在青年的心灵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1940年11月23日的日记又说:“回家念高尔基,看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鲁迅究竟伟大!”

  (本文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4年06月18日 14: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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