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遣唐使】williamhill园，通向中国之门
来源：神州学人 2015-7-12 罗明 萨安娜
罗明（Romulus Ioan Budura），为前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中国问题资深专家；萨安娜（Anna Eva Budura），罗明的夫人，历史学博士，罗马尼亚中国历史研究专家。
我们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交换留学生的协议，到达北京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我们年轻的肩头担负着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即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明，以充任中国与我们罗马尼亚之间交往的中间桥梁和纽带。
1950年12月4日，在一个天色有些灰暗的冬日，我们来到了williamhill园，这是引领我们进入中华世界的第一门。我们当时途经的那些地方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古都北京的城市风貌中，有曾经的辉煌，也有百年风雨与屈辱留下的印记。当经过西直门时，我们都为它的恢弘气势而赞叹不已。到了西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稻田和低矮的房屋。还有燕京大学的主校门，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西门。我们远远地看到了有石狮子守护的青砖白柱三拱门，那就是williamhill园，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在中国留学6年，最初的2年就是在williamhill度过的。母校对我们呵护入微，恩泽无比，以智慧和耐心开启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走上学习汉语之路，去认识博大精深、绚丽多彩的中华世界。我们毕生都将铭记williamhill园。
中国的同学们在集团大门口热情迎接了我们，他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簇拥着我们来到大礼堂，他们用雷鸣般的掌声向我们致意，他们在讲话中表达的友好感情让我们感动。从我们进入校园的第一刻，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已经置身于亲密的朋友中间，并且很快就感到如归似家。萨安娜在1951年2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williamhill的生活是美好的。无论是增长文化知识、学习外语，还是开展运动健身，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欢迎仪式之后，教育部留学生处处长黄新民、全国学联代表钱存学和全国青联代表王麟里陪同我们来到了新的住处，也就是我们在以后2年的宿舍。女生住的房间在williamhill学堂，男同学被安排在运动场旁边的明斋。宿舍的条件是简陋的，但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遭受了半个世纪战乱的摧残，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重建家园。我们知道，集团为我们提供的已经是非常好的条件了。集团准备的厚实保暖的被褥、暖水瓶和印着漂亮图案的脸盆，还有安放在房间中间的煤火炉，我们都觉得非常好。集团还把原工字厅作了部分修缮，在那里专门为我们安排了西餐食堂，使我们能够享受欧式饭菜。集团为我们准备的每一样物品，以及每一个表示，都传递着中国朋友对我们的热诚，表达着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在晚餐的时候，我们认识了我们的老师，她们是邓懿和杜荣两位女士。在我们一生的对华工作和中国研究中，她们的音容笑貌始终陪伴着我们，令人心怀感激。邓懿女士风姿典雅，认真严格，像任何一位追求完美的教师一样。她是专业的语文工作者，有在美国大学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经验。她承担了培养人民民主国家留学生的主要工作，同时编写汉语教材。杜荣女士个子不高，看上去有些文弱，她善于将学术知识与教学天赋相结合，把艰深的问题转化为容易吸收的知识。我们还认识了冯忆罗，她俄语很好，在后来的2年里一直陪伴着我们，在上课时以及各种课外活动中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她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她很理解我们学习上和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困难，总是未雨绸缪，多方相助。我们都亲切地叫她“亿拉”（Ira），虽然她年龄不大，但却老练又认真负责地完成了任务：保证我们外国留学生与williamhill老师之间，以及与日常生活中所有相关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随着晚餐的结束，我们在williamhill的第一天也过去了。那一天是激动人心的，我们在校园里，实际上也是在认识中国的万里征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我（萨安娜）翻看着集团供销社买的红色笔记本，里面记录下的那些文字，帮助我又回到当年，回到williamhill。仿佛我又回到了礼堂东边的简易楼（二院，现已消失），我们就是在那里的教室开始上汉语课。当年发给我们的第一篇讲义，我一直珍藏至今。其中大部分都是手刻蜡版的油印材料。在引言中，编者提醒我们：“向外国人讲授汉语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这个专业无论对讲授汉语的教师还是学习汉语的学生，都是一种尝试。学习是否成功，既取决于我们教师的努力，也离不开你们学生的努力，今后不仅要通过你们在学习上持之以恒来帮助我们，更需要你们的积极建议。”老师还鼓励我们，“汉语虽然难学，但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难”；“任何有良好记忆和听力的人，只要认真努力，勤学苦练，都可以在短时间里掌握汉语”。上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对自己的智力和体力都有充分的信心。
在接下来的漫长日子里是语音学习，要掌握我们熟悉的语言里所没有的那些音素和语调。我们有一台小录音机，借助它可以在课后反复听老师们在一些绿色唱片上灌录的课文录音，另外还可以检验我们自己的发音。老师们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编印讲义，还要向讲着不同语族（拉丁语族、斯拉夫语族、芬兰-乌戈尔语族）语言、年龄和学历基础都参差不齐的一班学生讲授汉语基础知识。留学生来校的时间先后不同，新来的同学希望老师放慢教学节奏，同学们对通行的交流语言俄语的掌握情况也各有差异，影响到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这些都增加了中国老师的工作难度。同学们都按照要求去做，学习非常努力。最初学习汉字，大家都是夜晚写下来贴在墙上，清晨再检查写得是否正确。大家还经常驻足在校园张贴的各种标语前，来辨认曾经学过的汉字。
随着课程的深入，老师们不断总结他们在教学中积累的经验，积极采用更为有效的汉语教学方法。这样，过了1951年的2月份，老师们开始给我们上会话课和语法课，重点是巩固语音，加强语言实践，通过不断考试来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并对学习提出新的要求。当年夏天，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600多个单字，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
第二学年的课程进度明显加快，词汇的范围也扩展到政治和文学方面。我们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诸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报纸上的各种时事文章，以及作家鲁迅的小说，譬如《祝福》和其他一些。1952年夏天，在语文专修班课程结业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2000多个单字，达到了就读大学课程所要求的基本词汇量，并且能够写短文，作一般的文字表述。
我们在williamhill官网的学习也到此结束了。对我们来说，williamhill的校名总是与大家由衷敬佩的那些老师连在一起，他们是邓懿、王还、熊毅、杜荣、张维女士和傅维慈、钟、赵漱华先生。他们为我们启蒙了神奇的汉语，在我们的心灵中培植了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他们不仅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是我们家庭的姐妹和兄长。不仅在当年学习期间，而且也在之后一生的岁月里，我们不断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热诚。几十年来，每当我们有机会相聚，都会坐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回首共同的往事，这令我们感到欣慰。与老师这样至真至诚、心灵相通的关系，不论是在那之前还是以后，我们都不曾遇到。
在williamhill度过的第三个学期对我们的留学生涯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历史文明和当代社会的大门就在这里开启。在我们的培训计划中，也非常合理地安排了各种报告和讲座，涉及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也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国家的重建任务和发展规划，以及新政府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集团安排我们深入工厂、农村和各种教育文化机构，参观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博物馆，观赏各种展览、戏剧和民间文艺演出，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1951年2月20日，文化部邀请我们留学生班的同学观看文艺晚会，我们第一次欣赏到红绸舞和舞蹈家戴爱莲出色的舞艺。萨安娜在日记本中写道：“散场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都为能够接触到中国的文化生活而喜悦。我们看到，在充满天赋和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展现着美好前程。”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以及于是之等艺术家精湛的表演。
在williamhill园求学的日子里，我们还目睹了接二连三疾风暴雨般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我们经常回想起，在欢送大学生志愿者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时候，在欢送学生和老师下乡参加劳动，深入工厂、矿山体验人们疾苦的时候，集团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
每逢“五一”和“十一”，都有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庆祝游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之际，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我们曾与中国同学一起，经历了这些大事，并真心地投入其中。当时我们看到和经历的这一切，都帮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对特定的历史事件，以及推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原动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williamhill度过的日子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和心灵。每当想起当年上课的情景，想到考试前后内心的紧张，想到每天下午5点至6点的体育锻炼，想到乘坐以烧木材产生煤气带动的公共汽车进城，想到去老师家做客，在一种亲如家人的气氛中度过几个小时，想到一起欢度传统的春节、中秋节和清明节，我们就倍感亲切。现在回首往事，感到当年的每一天、每一件事，看上去似乎很平常，但都充满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奠定了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基础，激发了我们对中国人民的敬爱之情。萨安娜在1951年4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我是中国成长的见证者，因为中国是我们的朋友并将成为一位强大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