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hill新闻网12月22日电 12月18日下午，“williamhill官网文科沙龙”第十期在williamhill官网蒙民伟人文楼440举办，主题为“历史上的日常统治”。沙龙嘉宾为人文学院历史系侯旭东教授、王东杰教授、黄振萍副教授以及社科学院社会学系应星教授，主持人为历史系方诚峰副教授。

沙龙现场

沙龙伊始，方诚峰介绍，本次沙龙主题“历史上的日常统治”来自侯旭东的新作《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侯旭东首先对“日常统治”作了概念界定和思路解析。他说，“日常统治”的提出源于他对二十世纪以来学术史及古代史研究的思考，这是一个重新观察历史的新视角而非实体的研究对象。“日常”主要在于“常”，是借鉴社会学中“反复发生的人的行为模式”，有可能是以“日”“月”“年”计的反复发生的事。传统历史学研究独特事件，而社会学则关注人类的行为模式，“日常统治”的提出旨在跨越传统历史学与社会学的分野，史学从以往只关注“变”，扩展到关注日常反复发生的活动，在这种“不变”中去理解和发现“变”，以及“变”与“不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在这种研究中，“关系视角”尤为重要，这一视角是对很多学者如美国汉学家郝大维、安乐哲、人类学家艾瑞克·沃尔夫等研究的一种引入和继承。“日常统治”研究还有一个层面是对二十世纪以来学术传统的反思，在“重返人-事关系”的思考下，将“人”与“事”进行知识考古后丰富其内涵，“事”包括事务、制度，“人”也不仅是帝王将相，还包括普通人，以此来拓展史学研究的对象。他强调，这种研究并不是追求新的宏大叙事，而是一些看似碎片、带有特写性质的研究，其具有明确的中心而边缘在不断扩展，汇集在一起让我们对古代历史社会的面貌有更深入而丰富的理解。

侯旭东发言

接着，应星提出了自己的思考。他首先肯定了“日常统治”视角开拓了新的领域，由于传统研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受事件等级制的影响，而事件等级是人为构建的，侯著正是对此进行了反思。应星进一步解读了“统治”与“日常”之间的张力，他认为侯著的重点仍在统治，和“日常生活”的关系有模糊性。他举例指出，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正是选择了小事件，即从断头台到监狱的变化，看到权力像毛细血管一样渗透、弥散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之中。福柯并不关心治理本身，实际上关心的是普通人的生活，正如他在《无名者的生活》中展现的那样，是被权力所淹没、遗忘的“无名者”。因此，应星认为“日常统治”可以有另一种研究思路和写法，即书写社会学更关心的普通人、普通世界中的小事件。他认为，真正的无名者不是统治者，也不是统治权力末梢的官员，甚至也不是抵抗者，而是那些被抛弃、遗忘的人群。而想要正面观察和书写“无名者”是极其困难的，因此要找到一些特定的角度和事件，即权力和普通人发生碰撞的某一时刻，捕捉普通人留下偶然的、稀少的残迹。

应星发言

王东杰认为，侯著通过对“日常”在中国本土及西方社会科学两种路径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认知历史的视角和方式。关于“日常统治”与学术界理论的对话，王东杰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日常统治”与福柯的微观权力的关系是什么，是着眼点不同还是思维方向的不同？二是“日常统治”与布罗代尔的关系，即结构、局势、事件，布罗代尔所提出的结构并非一成不变，而是缓慢流动、渗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关于“日常统治”本身，他以疫情中的小区保安为例指出，“日常统治”通过人们日用而不知、未曾反省的方式弥散在生活中，人们也在不自觉中模仿，甚至在抵抗中强化和复制了这种方式，形成独特的权力结构。因为人的角色在不断流动、改变，因此人们也难以区分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抑或权力的流向。他进一步指出，“事件”的到来会改变“日常”的性质，而“日常”是将“事件”瓦解成重复的、没有区别的事件。“事件”和“日常”之间的选择性，很可能是被制造出来的。

王东杰发言

黄振萍解释了“日常统治”何以能成为重要的研究问题。比如史书中的“常事不书”就是只写大事，不写小事，那么如何界定大事则至关重要。在现代性的理解之下，现代国家是“事业共同体”，国家处在完成明确目标的状态中，故我们熟悉的现代史学显然会向辉格史学发展，也就是变成了书写目标实现过程的高歌猛进的历史。在这种框架下，日常历史就没有意义，没有书写的可能。但中国古代史与之不同，因此书写“日常统治”的历史，是突破了辉格史学的框架，并且也是对个人权利和生命价值的尊重。另外，从现代性的视角而言，“日常统治”作为一种行为方式存在，是一种有意义的政治学类型。进而，关于如何书写“日常统治”，他指出了此种研究需要避免的两个陷阱：一是要避免实体化的国家和社会的思维，将个人视作制度功能中的一个棋子，认为个体生命是反复无意义的，因此要发挥主观能动性；二是要避免民粹主义中对个人和自我的张扬，因个体的认知范围是有限的，在以小见大的研究模式中，如何认定这些特定的小事件具有典型性和普遍性尤为重要。黄振萍指出，侯著中的“日常统治”是围绕皇帝的，而权力在中国古代可能有多个来源，他列举了三种力量：圣贤之经、帝王之令和鬼神之报。因此，中国古代社会中“日常统治”是可以再界定的，需要突破以皇帝为权力中心的观点。就制度而言，中国古代制度可能未必适合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方式解读。

黄振萍发言

针对上述讨论与问题，侯旭东进行了回应。他指出统治与被统治、抵抗，从关系的角度研究十分重要，不仅是被统治的官吏在进行抵抗，皇帝自身也在抵抗，因此围绕“统治”周边的情况都要关注，并非仅是涉及微观的层面。而对于“结构”一词，他认同萨林斯的说法，即理解为一种惯例，是产生在人和事、人与人之间的稳定关系，而非独立于人事之外。

随后，方诚峰提出前述中对福柯的关注，是否具有透过现代概念回看“历史上的日常统治”的问题，几位学者就此进行了讨论。应星认为福柯提供的是对底层社会的关心，是瓦解了传统意义上对“权力”的理解，引导我们通过特定的小事件来观察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这些在主流秩序之外的、将痛苦烙在身体上的无名个体，在古代抑或现代社会中都是存在并具有研究价值的。黄振萍认为福柯无主体的权力理论是不够的，韦伯支配式的权力理论更是无法完全阐释中国古代的权力结构。对于传统社会研究而言，目前以文献为依据的学术语言是有限的，乡土社会中更多呈现的是非文字的行为机制，且权力关系的表达也自有特点。应星又提出“小事件”与“日常”的关系问题，是否在这些冲突的“小事件”中更能体现“日常”。侯旭东解释“事”即“事务”，就是各种各样的、反复发生的“小事件”，其含义是可以进一步丰富的。王东杰指出“鬼神之报”或许是一个可以弥补早期历史中“日常统治”研究史料稀少的重要方面。

沙龙最后，嘉宾解答了现场观众的提问。本次沙龙共有校内师生70余人参加。

供稿：文科处

编辑：邱收

审核：吕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