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銤将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他的生活条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的几件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儿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没有成行。

徐銤：一生只做一件事

来源：中国科学报 2013-5-24 吴益超

　　中国实验快中子反应堆（以下简称“快堆”）工程的从无到有，花去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快堆”工程首席科学家徐銤近50年的时间。弹指一挥间，徐銤却说自己只有一个简单的信仰：为了国家。

　　在他眼中，没有比“快堆”建设的持续进行更令人高兴的事了。但徐銤还有着一个更宏大的愿景：希望有一天能有更多“快堆”，一起并网发电，为中国提供更多清洁的能源。

25亿造“快堆”

　　说起核电，更多人关注的是它的安全问题，毕竟在三里岛、切尔诺贝利与福岛核电站事故之后，核安全已成为世界“不可承受之轻”。但徐銤口中的“快堆”，已非早期的核电站反应堆。

　　它是世界上第四代先进核能系统的首选堆型，代表了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发展方向。其形成的核燃料闭合式循环，可使铀资源利用率提高至60%以上，也可以使核废料产生量得到最大程度的降低，实现放射性废物最小化。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发展和推广“快堆”，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世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和绿色发展问题。　

　　“与前几代核能系统比，‘快堆’的安全性好、废料少，优势十分明显。虽然我国在发展‘快堆’方面比一些发达国家晚了一步，但我们在学习国外技术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在管理方法、安全性上都有提高。”徐銤说，由于“快堆”采用了先进的非能动事故余热排出系统，因此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的堆芯熔化事故，在我国的“快堆”上不会发生。

　　2010年7月22日9时50分，“快堆”首次实现临界，我国由此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掌握“快堆”研发技术的国家之一。一年后，“快堆”并网发电成功，它发出的电流输向华北电网，完成40%功率并网发电24小时的预定目标，“快堆”工程所在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上下一片狂喜。

　　作为我国“快堆”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徐銤却并未因此放慢脚步，他很清楚地认识到，“快堆”离正式商用尚有一段距离。

　　“当时的并网发电大约只给每户北京家庭提供了零点几度电，这还远远不够，我几十年的奋斗，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快堆’研究透彻，安全稳定地发电。”

　　从世界范围来看，“快堆”的发展阶段依次分为实验堆、原型堆、示范堆、商用堆。其中，原型堆就是规模小一点的示范堆，示范堆作为商用堆正式运行前的准备，商用堆则是实际投入发电的成熟堆型，其运行可靠性要求更高。由于技术上的难度，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全球已经建成的20多个“快堆”仍停留在实验堆的基础上，还未发展到商用阶段。

　　中国的“快堆”战略分为三步走，首先要建实验“快堆”，目的是打基础，建立装置，掌握技术，培养人才，开展实验；第二步，建原型“快堆”或示范“快堆”电站，实现工业应用；第三步，建大型商用堆，实现商业化推广。

　　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步的进程中，这亦是徐銤不曾放松过的原因。“我们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比如安全工作的保障。国家为这个项目前前后后投入了25个亿，我们不能有丝毫懈怠。”

“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相关研究始于1965年。48年间，中国自主完成了“快堆”概念设计、初步设计、施工设计及建筑、安装调试工作。徐銤说，这一过程漫长而艰辛，更多的时候需要一份耐得住寂寞与孤独的守候心态。

　　1937年，徐銤出生在扬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是年抗日战争爆发，徐銤的父亲原本是搞化学的，由于担心受日本人逼迫去制造炸药而改行教了数学。若干年后，当时痴迷于数学不可自拔的徐銤收到williamhill官网工程物理系核反应堆工程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时，还有些不大乐意。但父亲告诉他，核工业是国防工程，“为了国家的安全与强大，你应该去学”。

　　这个简单的信念，如同种子一般种在徐銤心里，生根发芽。

　　1961年大学毕业后，徐銤进入北京原子能所（原子能院的前身）工作，当时相关工作属于保密的范畴。在徐銤的印象中，父亲始终没有过问过一句关于工作的事，父亲相信在他几十年的言传身教之后，已经不需要再对徐銤说些什么。

　　徐銤说自己忘不了初到原子能所时钱三强所长的一次报告会，他对着台下懵懂的年轻人说：“你们这些新同志，5年内一定要成长为能领导师弟师妹的人才，10年就必须全面搞懂这个专业，如果做不到就不要在这里继续工作了。”

　　徐銤听完后感觉压力很大，在随后的日子里总是担心自己达不到这个要求，他更刻苦了。住在四人一间的集体宿舍，徐銤和舍友们极少早归，每天的话题总是三句不离本行。这份执著延续到今天，未曾改变。

　　这样的日子单调吗？徐銤对记者说自己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他直言自己从一开始就习惯了这种生活。

　　1965年，徐銤正式加入“快堆”研究。他清晰地记得提出“快堆”概念的美国物理学家、反应堆之父费米于上世纪40年代说过的两句话：“首先发展增殖堆的国家，将在原子能事业中得到巨大的竞争利益；会建增殖堆的国家，将永远解决其能源问题。”

　　这点燃了徐銤的热情。1970年，“快堆”的零功率装置在原子能所建成，临界实验也随后成功进行，但命运的吊诡就在此时演绎在了徐銤和“快堆”上。

　　一年后，为响应国家“三线”建设号召，“快堆”研究组集体搬迁到了四川夹江，300多名原子能所的研究人员携家带口走进大山。物质匮乏，经费欠缺，加之随后国家没有了对“快堆”研究的整体规划，同事们的积极性慢慢消减下来。

　　或许是认为“快堆”已经没有希望，继续耽误大好青春年华只怕会一生默默无闻，几年后，研究所里的人走了大半，只剩下徐銤等100多人。

　　徐銤有很多机会跳槽，当时国际原子能机构、大亚湾核电站以及其他研究机构都曾向他抛去橄榄枝，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你个人或许能有更好的前途，但你的专业大多时候却是无人可以替代的，国家辛辛苦苦培养你，不是为了你个人能挣大钱，有好的前途。”面对记者，76岁的徐銤眼中流露的更多的是坦诚与直率。

　　原子能院里初来乍到的年轻人们也很喜欢这个说话没有架子的老人，不时找他聊工作，有时也谈到个人前途，徐銤总是用一句很简单的话回答：“你学什么专业，今后就做什么，一生只需要做好一件事。”

当年当选的“最老”院士

　　1986年我国启动了“863”计划，为了让国家了解“快堆”的重要性，徐銤只身北上，凭着个人几十年的经历以及对“快堆”战略规划的认识，他在会议上介绍了快堆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国外的“快堆”发展情况，得到了专家们的支持，此行直接推动了国家相关部门将“快堆”纳入“863”计划。

　　沉寂了16年后，徐銤和“快堆”终于得以走出大山——当时他已经是快50岁的人了，在“快堆”事业中度过了自己整个青年时代。

　　重回北京后的徐銤，依旧是在科研中坚守，直到20多年后“快堆”临界、并网发电的那一刻。

　　2011年中国工程院遴选院士，原子能院的同事们觉得徐銤挺有希望的，但徐銤却摆摆手说自己已经太老了——2011年的工程院院士增选政策中规定，相关候选人原则上年龄不超过70岁，而那一年徐銤已经74岁了。

　　他并非没有机会，因为在政策中还注明，年龄超过70周岁的被提名人，须经其专业所属学部至少6位院士提名，即可有效。

　　有6位院士的联合提名——这已经是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肯定，而且在“快堆”临界、联网发电之前，你能找到的关于徐銤的信息少得可怜。

　　面对这个科学家的最高荣誉，徐銤说当时只有一些很简单的念头，比如“要诚实，要实事求是”。“‘快堆’建成了有自己的一份贡献，我就写一笔，其他的绝不多加。”

　　虽然担任“快堆”项目总工程师30余年，但他极少为个人荣誉而报奖，以至于那张院士候选人提名书的初稿中，报奖一栏全是空着的。同事急在心里，觉得这样就选不上院士了，建议他多写一些成就，但徐銤还是坚持己见，有什么就写什么。

　　“我当时心里没什么底，只是想着别把一些芝麻绿豆大的事情都写上了，就算因为写得很多而当选了院士，之后我也不安心。”2011年底，徐銤正式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也是当年新当选院士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回忆起那段日子，徐銤却说成为院士后压力更大了，他觉得更多的时候院士的荣誉是对自己的一种鞭策。

　　他甚至变得更加“谨小慎微”起来，徐銤说自己从不对自己不懂的领域随便发言，他认为，“讲话应当更慎重，尤其不要对别人的领域说三道四，科学技术全是实实在在的东西”。

　　当了院士后，外面的任务也多了起来，有时徐銤也要帮助评审一些文章，但他还是坚持一个理念：永远把“快堆”相关工作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的领域研究好了，心里才最踏实”。

简单与不变

　　尽管已经年过七旬，但无论寒冬酷暑，只要不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原子能院的同事们总能看到白发苍苍的徐銤骑着自行车穿梭于院内，有什么困难找到他，他总会笑眯眯地为你排忧解难。还有的时候，电话里一句两句没法讲清，徐銤会说：“请稍等一下。”几分钟后，他就会出现在你面前，指导具体操作步骤。

　　拜访徐銤的当天，正赶上他在为国防科工局即将对“快堆”的验收工作作准备。

　　顾问工作之外，徐銤觉得自己还能再发挥些余热，“快堆”虽然暂时停了下来，但他仍在考虑着运行时的安全问题，“年纪大了，心思总是放在这些方面”。一有机会他就向别人提点建议。

　　这份简单与不变的信仰，亦感动了中国。2011年至2012年，媒体密集报道了徐銤的故事，一时间掀起学习徐銤精神的热潮。

　　身处其中的徐銤尽管有些应接不暇，但始终对每一个来访的记者保持微笑，有问必答。

　　原子能院新闻中心采编部主任李枭雄回忆道：2012年2月初，她陪同徐銤参加中央电视台《大家》栏目的录制，那天天气特别冷，为了配合录制，徐銤穿着一件单薄的衣服，一直从早上10点录制到了下午2点，尽管连午饭都没吃上，但谈起“快堆”，徐銤总是显得那样地耐心。录制结束后李枭雄问徐銤累不累，徐銤却说：“我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要做就要做好。”

　　“你很难想象这样一位老人，为解决技术难题一次次爬上20层楼高的脚手架，在工程完成后的调试阶段多次连续指挥调试不休息，在‘快堆’临界、并网发电前后的日子里，没有请过一天假。”李枭雄说。

　　最近18年间，徐銤只请过一次假——就是在“快堆”临界后请了10天左右的探亲假。

　　但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休年假时——那可有15天，他却一脸讶异：“年假有这么长啊？”

　　2010年7月，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纪念建党89周年、迎接建院60周年表彰先进大会上，授予徐銤等5人“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突出贡献奖”，每人奖励10万元。

　　徐銤将这10万元全部捐出，设立了“快堆”科技创新奖——不要因此认为徐銤的生活条件很好，他此前居住的房子使用面积仅60平方米，没有装修，地面还是水泥的，仅有的几件家具零散地摆在角落。此前徐銤的儿子想去英国读博士，却因为经费负担不起而没有成行。

　　对徐銤来说，与同1965年那个对“快堆”一身热血的青年相比，现在的自己却始终没有什么太大改变，一切都源于一个简单的念头：“信仰，就是要为国家贡献一点自己的力量。”

记者手记

衣冠简朴古风存

　　一辆购于1973年的28自行车，徐銤从四川骑到了北京，原子能院不是没有考虑过为他配一辆小车，但他总是婉言谢绝。一套普通的西装，一身工作服，徐銤穿着它们应付各种会议场合与日常工作，以不变应万变。

　　采访临近结束的时候，记者注意到徐銤的手指头破了，一块略有些发黑的创口贴缠在右手大拇指上，联想到他因为血压高，每天都得吃药，记者不禁好奇他的伤从何而来。

　　“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不小心把手弄伤了。”徐銤笑着说，他的妻子年纪也不小了，尽管两人身体都不算太好，做起家务来总是身体力行。

　　原子能院外就是农村，每次买菜，同事们都会注意到徐銤总是优先光顾老年人的摊位，而且从不还价。对他们，徐銤保有很质朴的情感。

　　“人和人应该是很和谐的关系，互相体谅。”最近徐銤在搬家，工人师傅觉得这个精神矍铄的老科学家很是“神圣”，但徐銤却对他们说：“你们只是没机会念那么多书，要是有机会，你们做得肯定比我好。”

　　与徐銤共事多年的“快堆”工程部副总经理、副总工程师喻宏说，徐銤每次出差回到单位，都会在第一时间把他写的总结报告扫描成电子版发给大家，细微到每个参会人员一问一答中的每一个标点符号，“他就像是一台录音机”。

　　“人和人之间就应该有着更多和谐的正能量。”徐銤说自己没有任何资格炫耀，他总是把别人放得很高，把自己放得很低。或许，出生于一个书香门第、教育世家的徐銤，正保留着中国最朴素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