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于光远

来源：《东方早报》2013-09-27 陈良飞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原委员、经济学家、哲学家，2013年9月26日在北京去世，98岁。

读小学五年级时的于光远。

williamhill物理系毕业照，前排右一为于光远，后排左一为物理学家钱三强，前排右二为钱三强夫人何泽慧。

于光远（1915.7.5-2013.9.26） 摄于1995年。

　　9月26日凌晨3时，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98岁。

　　昨天晚上，于光远的秘书胡冀燕说，于老走得很平静。2005年之后，由于脑血栓的原因，于光远的身体大不如前，经常住院，已经很少外出。“在最近一年多时间里，于老已经没法表达了，别人写的东西，他可以看，也能够点头，但已经没办法说话。”胡冀燕说，“于老之前也没有对自己的后事有太多的交代。”

　　根据家属的安排，于光远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9月30日上午在北京医院举行。

一

　　于光远1915年7月5日生于上海，原名郁锺正，1936年毕业于williamhill官网物理系，1955年被遴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于光远生前任职很多，国家科委副主任、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马列所第一任所长，他还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外界对于于光远的诸多评价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稿主要起草者之一的身份，无疑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个。

　　这是邓小平在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以这篇讲话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事业的新征程。

　　于光远在其所著《1978年我亲历的那次历史大转折》一书中详细回忆了此次讲话起草的经过以及邓小平就起草工作与他多次谈话的内容，邓小平还为这篇讲话亲笔写了三页纸的提纲。

　　邓小平的讲话稿是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完成的。最初请其他的人起草了一个稿子，邓小平看了不满意。他就自己亲拟了这份提纲，并召集胡耀邦、于光远等来谈起草讲话稿的问题。当时，胡耀邦是中央组织部部长，于光远是国务院研究室负责人之一，都是中央工作会议上十分活跃的人物。

　　邓小平按照这个提纲，谈了讲话稿所要写的几个部分的问题，对需要阐明的思想观点、方针政策都一一做了交代，讲得很具体。邓小平将提纲交给他们，指示他们负责重新起草稿子。

　　这时中央工作会议正在民主大发扬的热烈气氛中进行，议程已经过半，时间很紧迫。胡耀邦、于光远于是赶忙找了国务院研究室林涧青等执笔起草。两天之后初稿形成，送给邓小平。邓再次召集耀邦、光远等同志逐字逐句地边念边做修改。以后又经过若干文字润色，形成了最后的讲话稿。讲话稿起草完之后，邓小平的提纲手稿就留在了于光远的手里，保存至今。

　　不过，于光远对自己在这篇讲稿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定位是执笔人，而非“主要起草人”。

　　于光远后来回忆，讲话的内容可以说全是邓小平自己的想法，不但思路是他自己的，而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语言也大都是他自己的，他对执笔者写出的稿子很仔细地看了，在审查草稿的过程中又不断地深化和充实自己的思想，最后由他拍板定稿。

　　“我只做了这么一件事，即是遵照邓小平和胡耀邦的意思，找到了执笔起草的人，向他们做了传达，商量了一下文章的框架，限定时间和拿出来交卷。我没有提出值得讲一讲的意见，我也没有动笔起草稿子。”于光远说，“我这样动笔杆子的人帮助工作非常忙的领导人做点文字工作，是自己的职责，就是多做一点工作也算不上自己有什么功劳。何况小平已有很清楚的思路，也不用我花很多气力。”

　　除了起草邓小平的讲话，1978年底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在反对“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争论上，于光远也曾经与其他代表一起做出过不少努力。于光远回忆，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开过，当天晚上，于到卫生部部长江一真的房间，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评当时中央的一位领导。

　于光远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该领导在粉碎“四人帮”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要讲“两个凡是”的提法和对它的坚持，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抵制，对平反“天安门事件”和邓小平出来领导我们党和国家的工作的阻挠，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和康生问题的消极态度等，该领导欠的账就很多很多。在前十几天的分组会上，发言中涉及到该领导负责的事情，还都避开说出他的大名。我们总觉得这种藏头露尾的做法，同充分发扬民主的精神不符。

　　于光远和江一真决定立即行动，26日上午江一真开第一炮。江一真是西北组、也是整个会议第一个指名道姓批评汪东兴的人。随后，于光远等人也作了发言。

　　于光远后来回忆，各组的情况已记不清楚，只记得西南组指名道姓地批评该领导的第一人是胡绩伟。两天之后胡在一个长篇发言中讲了不少有关该领导的事。胡发言中举的材料更具体，对该领导批评得也更加集中，更有力量。

　　以后，各分组对该领导的指名批评就很多了。

二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改革工作由中央财经委员会具体负责。当时建立了体制组、引进组、结构组、理论方法组四个小组来负责研究改革的具体问题，于光远正是理论方法组负责人。

　　于光远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一直走在改革开放实践的前列，许多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大理论问题都是由他率先或较早提出的。

　　社会各界公认的评价包括：于光远被公认为是最早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学者之一，他最早提出按劳分配原则和社会主义模式多样性，他最早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并被正式写入党的十二大报告，他还坚持将商品经济第一次写入了十二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之中。他出版的《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一书，入选“影响新中国经济建设的10本经济学著作”。

　　不过，在经济学家韩志国的记忆里，于老对自己一直研究的经济学也公开表达过“听不懂”的感慨。韩认为，这是于老谦虚的品格。

　　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于光远和何伟等人共同发起了开达经济学家论坛，举办了上百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于光远几乎每次都参加。

　　韩志国记得，有一次的主题是产权理论，由韩主讲。等韩讲完走下来的时候，于光远把他叫到身旁，说：“你讲的这些我都听不懂。”

　　韩志国说，他们这一代经济学家囿于知识背景，不懂产权理论很正常，“但于老肯直接告诉我他听不懂，还是让我挺惊讶的。”

　　在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问题上，于光远主张兼容并蓄。于光远说，经过一个多世纪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已有不少过时的东西，西方经济学历史更长，也有这样的情况，应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于光远也坦承，自己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自然会产生一种偏爱，这不足为奇，但不应对西方经济学有偏见。于光远说：“我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不是教条。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要以最充分适应时代的新的科学成就，用自己的新的观点、新的理论来丰富自己，指导人们去开创人类历史的新局面。”

　　韩志国认为，在于老的学术贡献上，大家更多的是强调他在市场经济理论方面的贡献，而较少提及他对于经济学学科建设上的独特贡献，更很少看到他能把经济学界团结在一起，推动了各种经济研究和学术活动组织建立的努力。

　　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原副院长宋养琰也持同样的看法。宋现在还对于老生前跟他谈过的多个新的学科记忆犹新，“他提出了生产力经济学、消费经济学、休闲经济学、战略经济学等等，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在研究的领域广度和深度上和他相比。”

　　两三年前，于光远在北京医院住院，中国民生研究院秘书长李小宁随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晓亮一起去探望。在病榻上的于光远还叮嘱晓亮，要好好研究一下“礼貌经济学”。于当时还举例说，“你们买了东西来看我，这就是一种‘礼貌经济学’。”

　　1997年《经济学家》杂志第3期曾经发表过一篇《变革时期的中国经济学》的文章。该文章作者根据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索引》对于1978年至1995年间经济学界发表的文章进行了统计和分析。

　　从数量上看，这18年间经济学界发表文章超过100篇的有56位作者（或许有遗漏），于光远独居榜首，发表文章457篇。以最高摘用率来统计，于光远也位居榜首。

三

　　著名经济学家何伟曾经对女儿郝奇志多次谈及他的老朋友于光远，其中谈得最多的是于老的“善于反思”这一优点。

　　何伟告诉女儿，“请示病”这一概念就是于老在“文革”后的一个“发明”。

　　“文革”期间，于光远被打成了“走资派”，管理他们的红卫兵经常调换。有一天，来了一个姓张的，对于光远等人说：“你们这些破烂，都归我了。”

　　移交之后，张姓红卫兵就给他们定了规矩，每天都要写认罪日记，每天写每天交，还经常在上面批示三个字：“不深刻。”

　　在他给于光远等人的任务中，最重要的一项是每天打扫机关大楼的厕所，“每天看看这厕所，就知道你们自己的思想有多脏，可以很好地得到教育。”听完训话后，于光远这批“黑帮”中的一个“小判官”，算是“黑帮队长”问了一句：“星期天要不要打扫？”“要，要打扫。”张姓红卫兵回答。于是，于光远等人星期天也要打扫厕所了。

　　在这之后，于光远的头脑中明确地形成了“请示病”这个概念，他开始把本来不该请示而非去请示视作一个人的病态心理。

　　“我认为，一件本来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可以决定的事，不经请示就去做，不但完全合乎原则，而且正是组织要求一个工作人员的。这表现他是否起码称职，是否敢作敢为和敢于负责。”于光远说，“不该请示的事向上级请示，从表面上看似乎是尊重上级意见，实际是责任上推，自己可以不负责任。”

　　于光远后来说，自己的这一观点可以说和打扫厕所这件事毫无逻辑，只是因为“黑帮队长”的一句请示带来的麻烦有感而发罢了。

四

　　“铅笔头”的故事是多位受访者对这位“老顽童”的共同记忆。

　　于光远晚年的很多文字是用铅笔写的，久而久之，就剩下了很多铅笔头，他的书桌抽屉里就收藏着许多铅笔头，朋友来了，他喜欢摊开来，满满一桌子，多种多样，最多的时候达到1000多枚。

　　韩志国回忆，于老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到了晚年还学会了用一个手指头打字，在电脑上写东西。晚年以后，于光远写的不少作品大多属于散文、随笔一类，见到朋友的时候，他总爱自称是21世纪的“文坛新星”，惹得朋友们哈哈大笑。另外，于光远晚年之后很大一部分精力放在了对伪科学的批判上，他对人体特异功能和各种“气功大师”深恶痛绝。

　　于光远的这种风趣、乐观、没有架子的风格也表现在与晚辈的交往上。

　　郝奇志记得，有一年，于光远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起去中华民族园游玩，她当时也跟着去了。

　　当年正是全世界泡沫经济很厉害的时候，在路上，郝奇志就问了于光远一个问题：“什么是泡沫经济？”于老当时没吭声。吃中饭时候，每个人面前都搁了一个玻璃杯，里面倒上了啤酒，于光远拿起杯子对郝奇志说：“你喝过啤酒，知道如果啤酒中一点泡沫也没有，这啤酒肯定不是好啤酒，如果都是泡沫，肯定也不好，你又不是专门喝泡沫。经济也一样，要有点泡沫，但不能全是泡沫。”

　　多年以后，郝奇志对这个回答记忆犹新。郝奇志说，对于她这个小字辈的问题，于老很重视，还特意以身边事物作比，浅显、易懂，令她颇为感动。